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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于幼軍:從深圳走到太原 從中學教師到省長 |
對話于幼軍:從深圳走到太原 從中學教師到省長,對話于幼軍:從深圳走到太原 從中學教師到省長,對話于幼軍:從深圳走到太原 從中學教師到省長,對話于幼軍:從深圳走到太原 從中學教師到省長,對話于幼軍:從深圳走到太原 從中學教師到省長,對話于幼軍:從深圳走到太原 從中學教師到省長,對話于幼軍:從深圳走到太原 從中學教師到省長,對話于幼軍:從深圳走到太原 從中學教師到省長
2007/6/19 14:2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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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長于幼軍坐鎮火山口將改變煤炭發展思路
從地圖上看，深圳、長沙、太原幾乎連成一條直線，于幼軍就是沿著這條線一路向北，走過從深圳市長到湖南省常務副省長、山西省長的這一路仕途。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到了湖南的湘西、山西的呂梁山太行山，才算真正認識了中國的國情。”
從履歷上看，于幼軍曾經是廣東省最年輕的副省級干部，1994年在他41歲時出任廣東省委常委，而后在此級別上工作了12年，直到2006年1月的山西省人代會上，他以全票當選為山西省省長。
從沿海開放的移民城市深圳來到反差強烈的內地，于幼軍能給山西帶來什么，成為人們對他的合理期待，反之新環境對于幼軍新的執政挑戰又是什么？在他到山西主政一周年之際，如何盤點自己一年來的政績得失？早已成為山西老大難的礦難問題能否從根本上得到有效治理？山西這樣一個曾為全國工業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但也因此承受了沉重生態環境代價的資源型省份，能否迎來一個全新的未來？
7月14日下午，《南方周末》記者就這一系列問題對于幼軍進行了獨家專訪。采訪地點在省長辦公室，山西省政府坐落在昔日閻錫山督軍府，本身是重點保護文物，古香古色的建筑傳統而別致，于幼軍的辦公室十分簡樸，書柜上擺放著與國家領導人的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采訪后第二天，山西靈石縣藺家莊煤礦又發生一起礦難，于幼軍又風塵仆仆地趕到了礦難現場。截至7月18日，共找到50名礦工遺體。而這座煤礦正是于幼軍到任后要求堅決關閉的小煤礦，早已被吊銷安全生產許可證。看來山西煤炭的治理之路任重道遠。
“在山西當省長，做不好煤這篇文章就當不下去”
記者：很多人認為山西省的省長不好當，如同坐在火山口上，礦難事故頻發，而且比較難出政績。你是什么時候知道自己要調到山西來的？
于幼軍：確實是非常突然，我去年6月初帶團到美國去招商考察，走的時候沒有任何消息，在路上就聽說中央到湖南來考察我。一回到湖南，就聽說要我到山西去。
記者：這之前你對山西有什么印象？
于幼軍：以前我對山西基本上沒什么了解。至于說印象，聽到的當然是負面的居多了，比如礦難很多啊，報紙經常報道。
6月29日上午中央找我談話，下午去報到時我連替換的衣服都沒帶。報到完了，7月1日山西召開干部大會宣布任命后，我就回湖南交接工作。結果我一回到湖南，7月2日山西就發生了寧武礦難，死了19個人，我說真是給我來個下馬威啊。
記者：有人說“山西煤的文章做好了，省長就當好了”，你當時打算怎么做煤的文章？
于幼軍：山西最大的省情就是煤炭資源，煤礦多，礦難也多。所以，煤炭對山西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既是寶貴的資源財富，是最重要的經濟支柱，長期以來支持了全國的發展，但長期無序過量開采也造成了一系列巨大問題和隱患，比如環境嚴重破壞、資源過度消耗、地表沉陷、礦難頻發……
在山西當省長必須要做好煤的文章，做不好這篇文章你就當不下去。
“原有的煤炭發展思路已經難以為繼，必須有根本轉變”
記者：一般的新省長都會先去發改委和財政廳。而您來后，調研第一站去的就是煤炭工業局、安監局和國土資源廳。
于幼軍：我琢磨我必須首先面對煤這個問題。在用幾個月的時間“惡補”了相關知識后，形成了關于煤炭經濟的發展思路。其重點是要遵循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切實轉變煤炭經濟的增長方式，加快調整和優化整個產業結構。這不僅是中央的要求，更是省情的迫使。
原來那條路已經難以為繼了。再那樣挖下去，整個山西地下的水系就全破壞了。原來老百姓挖個水井吃水和灌溉，挖個十來米二十來米就行了，現在要挖一二百米……山西本來就干旱缺水，再把地下水系都破壞了，那就是滅頂之災啊。所以發展不能光看這十年八年啊，要看三五十年、100年后。因此，要有大的思路調整，大的動作。
記者：各方面對您的煤炭新思路有何反應？
于幼軍：與省的領導同志交換意見后，我的想法形成了一篇文章，送給山西的一些老同志去征求意見。
我認為，山西的煤炭經濟要自覺在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略思想的指引下，走集約發展、內涵發展、綠色發展、綜合高效發展和文明和諧發展的新路。其次，山西要從煤炭基地發展成為國家的綜合能源基地，要通過煤的加工轉換發展電力，成為一個電力輸送的基地；要發展煤化工，成為國家最重要的煤化工基地；要通過把煤轉換成醇醚燃料和煤基合成油，成為一個油的基地；山西還有10萬億立方米的煤層氣，每年煉焦爐焦炭還產生150億立方米的焦爐煤氣，都在點天燈燃燒，這是很寶貴的資源，所以山西又可以成為一個燃氣的供應基地。
省里幾位搞了一輩子煤的老同志給了我肯定和鼓勵。一位已退下來的老省委書記把我這篇“習作”送給了總理，總理看后馬上批給國務院各個部長，要大家考慮如何支持山西的發展。
“要相信從來公道在民心”
記者：我們知道，您在山西第一個動作就是在去年9月份決定，關閉山西全部4000多個非法煤礦，但是那個時候您還是代省長，不少人好心勸你，要做的話也得等你把代字去掉再做，以避免影響你在人代會上的選票。你當時為什么不聽？
于幼軍：我到山西后，幾乎每周都會接到礦難報告，而且都是非法煤礦，這引起我的重視。我問全省到底有多少非法煤礦，說沒有統計，到市縣調研我一問這個問題，也沒人肯正面回答，大多“王顧左右而言他”，我知道這可能碰到了一根敏感的神經。
我就把國土資源廳廳長和煤炭安全監督局局長找來，說你們分兩個方向，給我搞清楚全省到底有多少非法煤礦，一個月時間必須給我如實報上來。結果回來的數據都是4000多個。這就嚇我一跳，山西合法的煤礦有4200，沒想到非法的比合法的還多，全省八九千個煤礦，一個礦二三十年出一次事故，那么平均一年就會發生事故三四百起，基本上是一天一起了。這樣不出事故才怪呢。
所以，治理礦難頻發，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首先要把這4000多個非法礦堅決關掉，再把合法的那4000多個整合改造、提升。全世界幾大產煤國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一個國家都只有幾百個煤礦，哪有一個省就搞了近萬個煤礦的？
我就此向其他同志請教。大家都說你非常敏銳，一下子抓住了山西的一個癥結所在，但都說這是山西的老頑癥，這二十多年就這個樣子，整治非常地難，不能碰。
記者：為什么不能碰？
于幼軍：我說這個非法小煤礦有百害而無一利，為何不能碰？他們開始說對當地經濟發展作用很大，我說我去了解了，除了給村長鄉長送紅包給點分紅以外，對集體經濟并沒有什么貢獻。又說這牽涉到的幾十萬人的就業問題怎么辦，我再了解也不是那么回事，非法小煤礦本地人基本上不干，都知道是要死人的，全部是從外省哄騙來的民工。
記者：那你發現真實的原因是什么？
于幼軍：真實的原因……阻力不僅是幾千個非法礦主，而是背后的干部啊，每個非法的礦沒有十個八個基層黨政干部和執法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作保護傘，它是干不下去的。成年累月在那里開山挖洞打炮，大車進大車出轟隆隆的怎么會不能發現啊。為什么不管？都被人家搞掂了。
很多人勸我說，你剛剛來當省長，馬上要面對幾萬人的反對、阻力，你要打爛他的飯碗，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啊。但我說，不行，我別無選擇，因為幾乎每周都在發生礦難、都在死人。后來說你要干也行，等明年省人大開會，把代字去掉了再干，否則人代會你一定丟選票，幾萬人總會有他的代言人。我說準備丟他一百幾十張票，我也要干。
記者：結果你以全票通過當選為省長，你是不是很意外呢？
于幼軍：意外。我是準備丟票的，所以反而很坦然，反而無所顧忌。其實不顧一切敢于碰硬，正是人民群眾所盼望的干部。你要真心實意對地區發展負責，為老百姓謀利益，百姓一定會支持你的。他們心里都明白。
要相信從來公道在民心，是千古不易萬世不變的真理。一個人為官最大的安慰、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老百姓的認可，不在于一時官位的高低，不在于一時的浮浮沉沉。我已經到了知天命之年，還有多少做事的時間呢？而且中央對我這么信任，給了這么好的機會，我別無選擇了。
要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
記者：在大力關閉非法煤礦之后，你著力推動的在全國率先實行采礦權的有償使用和資源整合。我們感覺這是非常巧妙的一招棋，它既鞏固了關閉非法煤礦的成果，又能夠給各級地方政府以補償，又使產權得以清晰，從而用市場的手段推動企業重視安全問題，的確是一舉多得。你是怎樣想到這一招妙棋的？
于幼軍：其實，長期以來為什么會形成這種“多、小、散、亂、差”，各級一起挖煤的局面，就是因為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沒有收取這種礦產資源的稅費，誰挖到算誰的。
這項改革，在我來之前一年，省委省政府就已決定在臨汾市開始搞試點了。我來了后，發現這是很好的一招，于是在全省開始進行大力推動。
這樣干有多重好處，一個是保護了國家財產和社會財富，二是有利于引導節約資源，不要濫采濫挖，不收費自然就會拼命采挖了，不挖白不挖啊。第三是可以遏制原有的煤礦多小散亂差的格局，也可以通過市場的方式推動企業進行安全生產方面的必要投入。
當然通過這項改革，省市縣地方政府可以按3∶2∶5的比例獲得一定的財政收入，可以有能力去改善因采礦被嚴重破壞的環境。這項改革今年已經在全省全面推開。
除此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向中央提出進行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的試驗，其核心是要建立一個生態環境綜合補償的機制。因為我來了后測算了一下，要治理長期以來因煤礦過度開采造成的生態破壞、環境破壞、地質破壞，還有安全隱患的治理，大概需要1000多個億，這還僅是償還歷史舊債。
記者：靠采礦權有償使用得到的財政收入也不夠啊。
于幼軍：是啊，光靠財政收入和采礦權轉讓收入遠遠不夠，杯水車薪，無濟于事。其實像美國和澳大利亞，他們很早就建立起了生態補償機制。比如說在挖的每噸煤里面，都提留了對環境治理和轉產的準備金，還有對安全設備投入的提留，這樣就有能力在發展煤炭工業的時候，治理所造成的一些災難性的問題。但我們就沒有這個能力，因為幾十年來我們的煤炭都是國家實行計劃價格，嚴格地說一直到最近三四年才開始逐步放開讓市場調節。這樣下去當然是越搞越糟糕了。
這個綜合補償機制在2005年初已經開始啟動進行調研，不單是我的發明。我來以后發現這個事情非常好，就接著干，而且積極向中央反映爭取支持。
記者：我們在山西聽到對你的評價，你很善于向中央爭取優惠政策。
于幼軍：臉皮厚就是。我可以在晚上12點去敲人家部長的門，請他們支持。
記者：晚上12點？
于幼軍：那次剛好是在長沙開會，會開到晚上快11點了，我又去一個個敲人家的門，我說我今天在會上跟總理說了啊，請各位部長關照支持山西，不這樣真是不行了。國務院今年4月的常務會議上，我們設計的整套方案獲得了通過。
記者：山西去年收了35個億的采礦權價款，今年會有更多，你擔心其他省有什么反應嗎？
于幼軍：我想其他省也能夠理解，因為山西現有煤炭的調出量占了全國煤炭市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全國的煤炭主要靠山西在支撐啊，你不給我補償我們怎么支撐？環境這么糟蹋破壞下去，這里的老百姓還怎么活啊？我想大家都能理解。
記者：通過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大概能夠籌措到多少資金？
于幼軍：現在還在測算，估計政府和企業可得到上百個億吧。
記者：具體來講，這套綜合補償機制將是怎樣操作？
于幼軍：就是不管誰來山西挖煤，只要動用山西的煤炭資源，就要根據不同的煤種和不同的開采率，征收可持續發展基金，大概每噸煤5元到20元吧。這個費用是省政府收上來的，各級政府專款專用于治理環境污染啊，進行水資源的治理啊，還有安全設備方面的投入。
在安全方面，我們打算給全部煤礦上一系列信息技術、網絡技術、計算機技術、自動化技術等高科技監控手段，包括瓦斯監測控制系統、煤礦產量監測系統、煤礦工人資質和下井人數監測及定位系統等等，還有現代化的機械采煤設備。
另外，有些非法煤礦很難找，躲在深山老林里，怎么辦呢？運用衛星遙測、航拍技術，就能及時發現。
治完亂了以后還要靠高科技啊。所有這些需要好幾百個億的投入。靠這套補償機制我可以干這些了。
現在我們還在搞具體實施方案，今年四季度和明年就可以實施了。
我想，經過三至五年的努力，山西的煤礦安全肯定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
“解放思想是知易行難”
記者：除了煤是山西最大的省情外，我聽一些山西干部說，今年政府最大的任務就是解放思想，怎么能讓大家解放思想？
于幼軍：解放思想這個問題屬于知易行難的一個問題。不單是山西，在湖南我也發現這個問題。很多話都停留在口號的層面，一碰到很多實際問題，完全兩回事。
記者：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于幼軍：也不完全是。主要是把解放思想只作為一個口號，停留在會議上和文件中，沒有深入研究如何具體操作，怎樣具體推動解放思想。你這樣喊十年二十年都解決不了問題，改變不了一個地區的面貌。這里的一些材料上說的話跟廣東深圳也沒有多大差別，但實質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現在要推動解放思想就必須在操作的層面去推動，不要熱衷于提出什么新口號。
記者：有一句俗話“不換腦袋就換人”，但是如果普遍都有這種思想的話……
于幼軍：你換不過來啊，沒人干活也不行啊。形成這些東西自然有它深層次的原因，跟我們的用人導向、干部體制都有關系，這是更深層次的話題。只能先從自己做起，再要求身邊的人跟著做，然后盡力而為，一步步推進。
記者：剛出臺的《山西省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政過錯責任追究暫行辦法》，是不是在操作層面推行思想轉變的嘗試？
于幼軍：是，要從操作層面和制度建設上解決問題。我相信這是會管用的，因為我在深圳就是這樣做的。
記者：你做深圳市長的時候，深圳曾在全國監察系統率先設立行政效能監察室，下決心把幾個看似不嚴重的行政不作為的干部罷了官，然后把這種做法一路帶到湖南、山西。這是一個放之四海皆靈的金點子嗎？
于幼軍：我在深圳時，對機關干部不作為和亂作為，“最低消費”是就地免職。我知道這樣處分干部是重了一些，但要扭轉積重難返的局面，必須用重典啊。
我曾經找深圳被免職的幾個干部談話，說市委市政府已經三令五申，你們為什么還要這樣呢？他們說過去有多少制度、紀律、文件，哪有認真過呢，沒想到這次動真起來了。在深圳都尚且如此啊，何況是內地了。
所以，還是那句話，世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所以我在深圳搞完，到湖南又搞。深圳那次處理了十個八個人吧，湖南全省也處理了幾十個干部。
記者：你認為自己是不是一個改革者？改革往往伴隨著風險和阻力，你是如何化解的？你是否也會面臨一些挫折？
于幼軍：每個立志改革、真正推進改革的人都難免會得罪一些人，觸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當然會碰到很大的阻力、困難和挫折。我33歲在廣州東山區當區委書記至今20年，也碰到過不少挫折，受過委屈，但我還是不后悔不動搖。也有人說，現在當官沒有像你這樣當的，大多是遇著矛盾繞道走、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種花少種刺……這些官場的潛文化、潛規則你怎么就不懂呢？
我不是不懂，但我不愿這樣去干。當然這樣可能對個人是有好處。我可能還是有點書生意氣、有點理想主義。要我違背做人的一些原則和價值去做一些違心的事，我做不出來。反正到哪里我還是相信那句話，從來公道在民心，相信黨組織主持公道。
政聲人去后
記者：到今年7月，是你正式在山西省政府主政一周年。回首這一年，你對自己最滿意的地方是什么？
于幼軍：還沒有。
記者：不可能一無是處啊。
于幼軍：不是一無是處，但我認為我很多事情剛剛開始，還沒有做完。我這個人對別人要求嚴格，對自己要求也嚴格，太追求完美，什么事都要爭取100分。
記者：你給自己做省長打多少分呢？
于幼軍：頂多70分吧。哈哈。
記者：有沒有對自己不滿意的地方？
于幼軍：那就太多了。比如礦山的安全防范問題，還有各種安全生產事故和爆炸事故，如何有效地遏制，現在看來很多工作還不落實，有些措施正在采取還沒有到位。雖然今年以來礦難死亡率明顯下降，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但畢竟還時有發生，有時候還連續發生，像最近的爆炸事件，這確實是使我憂心如焚寢食難安的一個問題，也是我對自己工作很不滿意的地方。
記者：年輕時，你曾是魯迅研究專家。魯迅是對你影響最大的人嗎？
于幼軍：專家不敢當，能當好學生就不錯了。應該是其中之一。上世紀70年代初期，我在廣州109中學教語文，上不了大學，只好旁聽中山大學中文系的課程，每次騎兩個小時的單車上課，上完課中午馬上趕回郊區學校，下午給學生上課。聽到魯迅的課程，很感興趣，花了不少時間系統讀魯迅的著作，后來我跟中文系主任和教授交談我學魯迅的一些心得，他說你來給我們中文系的學生、老師講一講吧。那時我一個二十來歲小毛頭，啥也不怕啊。結果講師教授一大幫坐在下面，我也敢講，就拿著一張紙講了兩個多小時。
記者：魯迅的什么特點打動了你？
于幼軍：我不但喜歡魯迅的文風，更敬重魯迅的為人和社會責任感。他是愛之越深責之越切，他的嬉笑怒罵，他的投槍匕首，其實都是源于他對祖國對人民最深沉的愛。他那些作品，入木三分的刻畫、揭露，批判，你感受到是一種對祖國、對人民深沉博大的愛，不是恨。
魯迅先生的書我基本都看過了，有些還讀了好多遍，魯迅對我一生的影響都很大。
記者：還記得三十多年前在中學教書時，你的床頭貼著什么嗎？
于幼軍：諸葛亮的《前出師表》和《后出師表》，我到現在也還可以背下來，“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
記者：那你現在已經“聞達于諸侯”了，還有沒有過去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志向呢？
于幼軍：(停頓4秒)起碼是對祖國、人民要盡我的責任，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貢獻，此心不泯啊。
記者：山西南北是黃河、荒漠，東西有太行、呂梁，在這個“四塞之地”，你有孤獨感么？
于幼軍：這個倒沒有。置身于人民之中，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不會感到孤獨。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說得好：“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五步之內，必有芳草”。只要善于團結、依靠當地的干部群眾，善于讓廣大干部群眾理解、認識和接受你的工作思路，領著大家一起干，就不會感到孤獨，而且樂在其中。當然要做長期艱苦努力的思想準備，有計劃、有節奏地推進各項工作，爭取理想的成效。
記者：你說過“政聲人去后”，你認為將來離開山西之后，你會得到怎樣的政聲？
于幼軍：我希望得到的是，山西的老百姓對我還滿意，“這是一個真心為我們老百姓做事謀福利的省長”，就足矣。個人辛苦一點、生活和工作條件差一些，進退浮沉啊，都不重要。你看幾千年的文字史，多如牛毛的大官、小官，當完大官，歷史記下來的有幾個？留下痕跡的有幾個？留下痕跡的，是那些為官時實實在在為老百姓做了幾件好事，能夠在推動歷史進步、對社會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的人。看透了這一點，就不必去追求官位的高了低了、晉升得快了慢了，有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好舞臺就要珍惜，盡心盡力多為百姓做些好事就行了。
從中學教師到一省之長
本報記者鞠靖發自廣東、湖南
苦讀魯迅
1971年，于幼軍從廣州市重點中學——第109中學高中畢業，留校任高一輔導員并教授高一語文課程。現任廣州《老人報》總編輯的趙南成在1970年到第109中學擔任教師，曾和于幼軍住同一個宿舍，35年后，他能回憶起對于幼軍最深刻的印象在于，“這是個勤奮好學的人，經常挑燈夜讀”。
當年的集體宿舍睡的是兩層的架子床，上層放行李，下層睡覺，趙南成至今還記得，躺在于幼軍的床鋪上就可以看到貼在上層床板的《前出師表》，坐起來就可以看到貼在床尾墻上的《后出師表》。于幼軍以這兩紙毛筆手書的諸葛亮名篇激勵自己。
當時的于幼軍什么書都看，尤其喜歡讀魯迅的書。趙南成回憶說，于幼軍第一次領工資，就拿去買回來一套《魯迅全集》，然后在宿舍里徹夜苦讀，時間不太長即將厚厚的全集讀完。這番苦讀的結果是，于幼軍很快就成了魯迅研究的專家，他撰寫的關于魯迅研究的論文在市里得了獎，隨后又常常在學校和其他場合開講座。
現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李子彪，當時是廣州市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他說，于幼軍講授的魯迅研究引人入勝，而且“不用講稿，一講就講一個上午”。正是由于在魯迅研究上展示出的理論功底，于幼軍1975年被調往越秀區教育局擔任宣傳干事，1978年又調往廣州市委宣傳部。
撰寫章回體的《社會主義四百年》
1981年，于幼軍被調入新成立的廣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今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前身)，不久成為社會問題研究室的主任。
1983年大學畢業分配到社會問題研究所的蔡國萱對本報記者回憶說，當時的于幼軍學習刻苦，而且接受能力極強，他曾經去武漢參加過一個比較系統的社會學學習班，回來之后，大家感覺到他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于幼軍觀察敏銳，眼光超前，往往能比人先捕捉到問題，令同事們佩服不已。
1984年，于幼軍主持了“對外開放后廣州青年的思想現狀及其積極變化”研究。當時在改革開放前沿的廣州青少年中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比如聽鄧麗君、穿喇叭褲等，這些現象當時被很多人視作“叛逆”，而于幼軍在比較了香港和內地等地青少年思想現狀之后發現，在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方面，廣州要高于內地其他地區。于幼軍以事實證明，改革開放給廣州青年帶來的很多變化是積極正面的，扭轉了社會上對廣州青年的誤解。
1986年，于幼軍與人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社會主義四百年》。這是一本在1980年代廣為傳閱的書，其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以中國人熟悉的章回體小說的形式講述了自400年前托馬斯·莫爾以降，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發展的整個歷史。
蔡國萱回憶說，1980年代正是以金庸、古龍為代表的武俠小說風靡的年代，年輕人都愛看武俠小說，于幼軍也不例外。而于幼軍在寫作《社會主義四百年》時，正是這些武俠小說的敘述結構，給了他許多啟發。從每章的標題到內容敘事，《社會主義四百年》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述方式贏得了青年人的普遍歡迎，當年即獲得全國優秀暢銷書獎、廣東省第三屆優秀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獎(一等獎空缺)，1988年又獲第二屆全國通俗政治理論讀物一等獎。
知行合一
如果說撰寫《社會主義四百年》體現了于幼軍在理論研究上的創新，那么他在社科所創辦廣州市軟科學開發服務公司的過程，則體現了這位“理論工作者”洞察市場先機、靈活運用知識的一面。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軟科學公司實際上就是一家市場調研和管理咨詢公司。當年的一個經典案例是，一家工廠打算引進一條冷暖風機生產線，業務人員的心里不踏實，硬是纏著廠長拿出700元咨詢費，請軟科學公司搞一下可行性研究。正當這家工廠的上級主管部門批準了引進計劃，工廠雄心勃勃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軟科學公司作出了“引進計劃不可行”的研究結論。廠長起初十分惱火，不過冷靜下來一想，還是覺得軟科學公司的分析有道理，立即主動要求上級部門取消了引進計劃。后來的市場動態表明：冷暖風機暢銷的時代未到來，當時這項引進計劃如果上馬，其結局必定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穿上西裝做總經理的同時，于幼軍并沒有完全“下海”。在經商與研究之間，于幼軍恰到好處地掌握了其中的平衡。他當年對軟科學公司的定位十分明確，就是要溝通管理者和研究者，改變傳統坐而論道的模式，讓社科研究成果走向社會、走向現實。
1986年，軟科學公司與剛剛創刊的《南風窗》雜志聯合舉辦了“假如我是市長”提建議活動，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聲勢波及附近數省。當年，軟科學公司還連續舉辦3次“廣州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并形成了“廣州文化發展戰略綱要”，引起了中央有關部門的關注，經中共廣州市委常委會議審議通過作為指導廣州文化建設的文件。
在于幼軍的主持下，這時的軟科學公司活躍異常，如果仔細查閱當時的《廣州日報》，人們會發現，往往每半個月就有一篇和軟科學公司有關的報道。以至于廣西北海市專門慕名來請軟科學公司幫助當地編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
在社會科學研究所的這一系列具有突破性意義的嘗試，使于幼軍迎來了其仕途生涯的重大轉折點。他先是升任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隨后年僅33歲即被任命為廣州市東山區委書記。
最年輕的副省級干部
1993年，年屆不惑之年的于幼軍離開地方工作一線，再次回到宣傳部門，這次，他的職務是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次年成為廣東省委常委，是當時廣東最年輕的副省級干部。
在于擔任省委宣傳部部長期間，廣東先后推出了圖書《新三字經》、影視作品《英雄無悔》、《和平年代》、《外來妹》、歌曲《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等一批在全國有較大影響的精品力作，被稱為“廣東現象”。于鼓勵廣東各大報紙多辦子報，組建報業集團，同時支持幾大報社發展印刷能力，廣東報業開始了飛速發展。
這段時間，于幼軍依然堅持學習不輟，他一邊在中山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一邊有計劃地看各種書籍。一次長假之后的飯局上，于幼軍對趙南成說：“這個長假過得好啊，一個人關在家里好好地看了幾本書。”
與“我為伊狂”對話
2000年中，做了7年省委宣傳部部長的于幼軍調任深圳市市長。
這時，深圳在經過20余年快速發展之后，隨著香港回歸、中國加入WTO，其特有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前有上海的同時，深圳又后有“追兵”。2002年蘇州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實際利用外資分別都只比深圳約少100億元和1億元，而且蘇州的土地面積數倍于深圳，深圳的“排頭兵”位置隨時都可能被取代。
失落、迷惘的情緒一度在深圳的民間彌漫。這一情緒到2002年11月底“我為伊狂”發表題為《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網文時達到了高潮。
身為深圳市長的于幼軍在文章上網的第二天就看見了，并且“下載下來看了兩三遍，很有感觸”！2003年1月，于幼軍力排眾議，通過媒體牽線搭橋，利用在廣州參加省十屆人大一次會議的間隙，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作者咼中校展開了一場圓桌對話。于幼軍不但稱咼中校的文章是“條件所限、不必厚責”，而且稱他是“愛深情切”，鼓勵他今后多給深圳提建議。與此同時，于幼軍表示，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拋棄深圳，誰也拋棄不了深圳。
從外界的反應來看，于對于這一事件的處理，不但穩妥地化解了網文事件給深圳帶來的沖擊，而且進一步樹立了深圳包容、大度、開放、開明的形象，在網上更是好評如潮。
事實上，在此前幾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就在尋找“新的競爭力”。于幼軍上任后開出的藥方，第一條就是創新行政管理體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務水平。2001年，深圳在全國大城市中率先設立監察局，作為對行政機關的監督部門，2002年，又率先在監察局里設立了行政效能監察室，專門查處政府“不作為”和“亂作為”的現象。
另一方面，深圳開始自覺地調整城市的定位。發展成中國的“硅谷”便是一個新的方向。2001年，于幼軍率團赴臺灣考察招商，10天時間里，馬不停蹄地拜訪了臺灣幾乎所有的IT廠商，惟一去過的一個島內景點是故宮博物院，因為那里是一位臺商約定的見面地點。到于離開深圳時，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深圳制造業的主體。
湖南：“招商省長”
2003年5月，于幼軍被任命為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一個月后被湖南省人大常委會任命為湖南省人民政府常務副省長。
這一年的于幼軍，正是古人所說的“知天命”之年。于說，“天命首先是人民意志、人民利益”，“知天命就要與時俱進！”
初到湖南，于幼軍花了3個月的時間四處調研，了解省情，得出的結論是湖南“自發性經濟推動力嚴重不足”，和廣東的差距至少有10年，他為此開出的藥方是“招商引資，借助外源性動力推動湖南發展”。
于幼軍就任副省長的第一天，湖南省政府辦公廳便向14個市州和省直單位發出緊急通知，提出省政府決定當年10月15日利用深圳“高交會”的有利時機，到深圳舉辦湖南 深圳 招商引資洽談會 簡稱“深洽會” ，要求各地和有關單位精心籌備。
不過，這次卻讓于幼軍看到了他在廣東不可能看到的現象，全省只報了100多個項目，于幼軍為此哭笑不得：“堂堂一個省，就100個招商項目，不是開玩笑嗎？”一位副省長告訴于幼軍，其中的根源在于，一些政府部門把有壟斷資源和高附加值的項目留在手里，自稱“肥水不留外人田”。
在省政府會議上，于幼軍批評了這些部門，明確要求解放思想，全面開放所有的投資領域，拿出優質資產、資源和項目對外招商。結果一個月之內全省報上來1400多個項目。這次的“深洽會”上，湖南最終簽訂正式經貿合作合同600多個，折合人民幣1100多億元，當年年底55%項目已經履約，僅此一次，即超過過去20年湖南招商引資的總和。
與此同時，于幼軍清楚地看到一個影響湖南發展的問題：投資環境問題。他要求先“掃掃門庭，準備好菜單，才能請客”，“免得客人來了后把客人都嚇跑了，如果把客人嚇跑了，想再請來就難了”。
一場“打掃門庭”的風暴很快席卷湖南。
當時湖南省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將于幼軍的做法稱為“軟硬兼施”：“軟”的就是保證公安、工商、質量檢驗等執法管理部門吃飽“皇糧”，改變他們“不罰款沒法活”的狀況；“硬”的則是對于亂罰款、亂收費一經查證堅決處理，于幼軍為他們開的“菜單”是“最低消費”就地免職，“最高消費”是視情追究法律責任。于幼軍當時喊出的狠話“誰對不起湖南人民，我就打爛誰的飯碗”，令許多人至今印象深刻。
僅半年后，外商和民營企業家對湖南投資環境的評價已經有了明顯的改變，用于幼軍的話說，是“清朗”了很多。
湖南省商務廳辦公室副主任尹荻菲說，于幼軍分管招商工作期間，是湖南省出外招商規模最大、效果最好的時期。一位湖南省政府辦公廳的工作人員稱，于幼軍出外招商，可謂“全身長滿武器”。
長期在廣東工作積累的人脈，堪稱于幼軍重要的法寶之一。據尹荻菲稱，在香港期間，于登門拜訪了包括李嘉誠、霍英東、鄭裕彤、郭炳江、郭鶴年等在內的眾多“大老板”，看得出，他們都是很熟的朋友。
對于自己與港商之間熟悉的關系，于幼軍并不諱言。在“港洽周”期間的記者會上，于幼軍坦承自己在深圳市出任市長多年與港商關系非常密切，一大批往湖南投資的朋友都是“奔他而去”。
于幼軍的另一大本領是對不同的人都能用對方熟悉的語言交流。在“港洽周”期間，于幼軍能夠分別用普通話、粵語乃至用英語和不同的客商交談，而且言語風趣幽默，使他成為會場最耀眼的明星。
與于幼軍接觸較多的人都認為，于最大的特點在于辦事認真，說到做到，而且為人開明不保守，這是他能廣交商界朋友的重要原因。
而在身邊的工作人員看來，于幼軍簡直就是個工作狂。嚴格地說，他是一個欠缺生活情趣的人，不愛看電視、電影，偶爾聽些西洋音樂和中國古典音樂。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和女兒成為好朋友，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哲學問題和文學問題，志趣相投，情同師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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