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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農村建設中的困惑及解決途徑
     【內容提要】如果認真總結歷史教訓，并且以更加謙虛、開放的姿態學習和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與世界文明同步，在實踐中不斷矯正和改進，我們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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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激起廣大人民群眾極大的建設熱潮，深受全國人民的積極響應，這是解決我國“三農”難題的科學道路，是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踐，在全國各地迎來了良好的開局。隨著進一步深入組織實施新農村的建設，可能遇到一些現實中的實際問題，有些問題還是歷史遺留下來的體制性障礙，需要以科學的發展觀和務實的態度去一一分析、研究和解決，決不能像大學合并那樣趕風潮和互相攀比。提出這些在實施中的困惑，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這些社會難題。

     一、不需要全國統一標準，但需要更為具體的經驗和做法供各地參考：雖然有中央文件、各級領導的講話精神和媒體的廣泛宣傳，但還是缺乏清晰的組織路線和技術路線，這是在實施初期難免的。在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的我國農村地區，確實難以制定、也沒有必要制定一些統一標準。到目前，比較統一的認識就是不急于做什么，而是首先通過學習、培訓、討論、調查研究，包括出國考察，分析本地區的具體情況，再研究制定發展規劃和實施步驟，這是比較科學、務實的做法。而各地各級政府紛紛樹立學習樣板村顯然是不現實的，也是無法全面推廣的，有些過去比較成功的農村，也都位于大中城市郊區、沿海地區，而且是靠發展集體經濟壯大起來的，對全國沒有廣普的啟示和感召作用。建設新農村不搞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力戒形式主義花架子，不人為樹立典型樣板，是正確選擇。目前可以選擇一些比較務實的農民，根據當地和自身具體情況靠學科技、用科技，勤奮勞動而獲得成功的不同類型的生動實例，農村基層經過反復實踐有推廣和實用價值的具體做法與經驗，倒應該鼓勵和宣傳。

     二、如何解脫地方政府的困惑，靠專家學者，靠調查研究，：地方政府，尤其是鄉村政府的最大難題就是職能、經費問題，錢從哪里來，我們怎么做，才使中央政府滿意，農民滿意，人民滿意。對他們來說，新聞輿論和學者都是監督者，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是換個角度看，如果充分調動和發揮媒體和學者參與的積極作用，說不定思路變得更為開闊，還能找到合作伙伴和財源，發展有路，方法多樣，收效顯著，農民滿意。只想利用媒體和學者為自己喬裝打扮的做法是經不起歷史和實踐的考驗的，而且作為人民政府根本不應該這么做。

     三、短期內提高農民收入沒有太好的辦法，但是可以積極想辦法：提高農民收入，不像打算盤那樣簡單，涉及到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轉型、制度革新和國際環境。按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分析，農民減少、發展二三產業、非農收入增加、農村城市化是人們都能接受的道理，但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并不是如此簡單，需要時間、步驟和投入。在人多地少、城市居民就業、大學生就業困難，小農經濟的生產率低迷的情況下，不可能只靠簡單邏輯推理和數據運算解決。就是說，大批農民進城務工還要考慮到城市居民的就業和城市整體發展問題；在西部地區、縣域內發展二三產業，增加農民的非農收入，還要考慮資源和環境問題；以工補農、以城帶鄉，還不能沿用過去計劃經濟年代的“運動式”做法，直接補貼給農民的各項惠農政策，要符合入世后的國際規則，還不能抵消農民的自主性等等。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國家的整體發展和運作，需要輕重緩急、循序漸進，尊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能提出過激的口號和難以實現的“新舉措”。

     四、體制性障礙可以逾越，但是不能操之過急：土地制度、農民合作組織、農村金融、農業科技推廣體系、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中西部地區的荒漠化、傳統農業耕作方式帶來的農業污染和資源浪費，成為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巨大體制性障礙。如果一屆政府在這些諸多體制性障礙和難題中哪怕是圓滿解決一項也是不小的進步。

     五、各部委合作步履艱難，但是可以“協同作戰”：發展中國家在農村開發中都會遇到這些難題，因為各部委是國家最大的權力和職能部門，如何協調各方職能和利益，轉變政府職能和公務員的工作作風，體現社會轉型的成功與否。如果在新農村建設的社會實踐中很好地轉變政府職能，統籌協調各方職能，最終使農民收益而不是折騰，這是需要由歷史來檢驗，更需要各級政府公務員轉變思想觀念和工作作風。新農村建設不是各方權力和利益的博弈，而是職能的“協同”運作，就是大兵團協同作戰，完成共同的目的，就是讓農村居民過上更好的日子。“協同”不只是開聯席會議，更重要的是不經過折騰給農村和農民帶來更多的實惠。

     六、農民的積極性發揮有限，需要進一步改進：各種資源掌握在各級政府及行業部門內部，在扭曲的工作機制中，中央政府越是加大工作力度，收益的是這些領域。文件上要求各級政府配套投入，但實際上很難逐級落實，而且搞不好成為地方各級政府及行業部門的單獨或壟斷行為，每次“改革”和“創新”都有可能成為這些部門利益的集約化、集中化，農民負擔可能變得更加沉重。這不僅是農村現象，城市也正在向這種“倒金字塔”（頂尖的階層逐步剝奪和占有金字塔底座的資源）現象發展。這幾年的“資格準入”、“考試經濟”，文教衛生、人事機構、電信、住房領域的一系列壟斷性“改革”和“轉制”，就是這種情況的集中表現。如果在新農村建設中新建的房子都是村干部和他們的親屬所屬，從另一角度說明了農村社會的嚴重問題。

     七、農村勞動力轉移有諸多困難，需要因地制宜、“八仙過海”：更多的人把目光盯在農村勞動力的快速轉移上，認為這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最好辦法，卻不知這個良方同樣需要時間、步驟和投入，在國外可能用幾十年、上百年完成的社會變遷，急于在我國用10年、20年完成，都是急燥表現，可能激化社會矛盾，而且我國人口還在增加，即使農村城市化率實現了50%，在16億人口中農村人口還有8億，和前些年沒有多大區別。因此在我國制定機械的發展規劃，急于求成的發展計劃都不太現實，但也沒有必要太悲觀。我國的發展是有層次和順序的，比如上海、深圳、北京、天津、沿海可能在十幾年，甚至在幾年內就會完成，上海、蘇州郊區的農村只從外觀上看已經達到西方國家的發展水準也不是夸張，當然農村發展還需要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社會保障、文化教育、衛生保健、文明建設等社會“軟件”建設。中部地區20、30年完成，西部地區則30到50年完成，但即使是西部山區還有可能通過發展有機農業和農村旅游業提前實現發展目標，有些地區還不是靠勞動力轉移來完成，而是靠發展多種經營實現。“后來者居上”，可以給人帶來不同的希望。因此，建設新農村不能指定一種發展模式，而是因地制宜、“八仙過海”。

     八、小農經濟格局可以改變嗎，提高農業生產率還要依靠科技教育：說起來有些悲觀，但就是這樣一個難以擺脫的基本國情。人多地少是歷史造成的，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過錯，但就是要承認這個現實。這種國情決定著我國的農業生產率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有迅速提高，或者說農業不可能像工業、經濟發展那樣長時間帶來巨大貿易盈余。農業是國家的后院、保障，農村是國家的呼吸循環系統，如果農村、農業受到其他行業擠壓而難以生存，那說明這個國家正處于危機，就是說這個國家和民族已沒有退路，沒有回旋余地。如何克服？無非是科教興農，依靠人力資源開發，靠城鄉和諧、均衡發展，靠生物技術、優良品種造就現代農業。城市居民把更多的希望和寄托投給農村，農民自主創業，農村便起死回生，生機昂然。城市文明向農村延伸本身就是巨大能量的釋放，是文明的延續和環境的改善。

     九、農民教育不應該是老樣子：很多人對農民素質的提高寄予厚望，但是這只能是長期的付出、寄托和轉化，不是顯而易見的，求不得急功近利。不能像工業化、批量生產線那樣，指望在指定時間和投入內達到預定的產品和實效，農民教育是無法靠簡單、機械的投入產出比來完成預測和估價。但是有一點，不能把農民教育作為重大舉措來顯示，更重要的是需要遵循農民教育的科學規律，建立和完善“結構合理、布局科學、層次分明、規模適度、按需培訓、注重實效”的農民教育體系和機制，以農民為中心，以創業為核心，改進培訓計劃、方法和教材，探索一條科學發展、務求實效的新路子。經過改革、創新的農民教育不應該是老樣子，“一個方子治百病”。

     十、歷史遺產不應成為障礙：我們有優秀的傳統文化，也有文革和政治運動的負面遺產，這些可能成為我們的包袱。如果認真總結歷史教訓，并且以更加謙虛、開放的姿態學習和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與世界文明同步，在實踐中不斷矯正和改進，我們可以少走很多彎路，也不會折騰我們無辜的農民和城市居民，不搞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更多地遵循和依靠科學發展的規律，于無聲處看到發展與變化，人民群眾收了益，歷史遺產不僅沒有成為包袱，反而成為一面鏡子，學者的忠言逆耳將為社會帶來福音。

     作者：李水山 | 2006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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