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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道家的內圣外王和禪宗的不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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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道家的內圣外王和禪宗的不執著
論道家的內圣外王和禪宗的不執著
張松輝
提要：
本文認為道家的內圣外王和禪宗的不執著在實質內容上是一致的，只不過禪宗論述得更為詳盡而己。這些理論都是為解決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服務的，在理論闡述上十分圓通，但在現實實踐中，任何人都無法完全做到這一點。
張松輝，1953年生，哲學博士，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
主題詞：內圣外王不執著除境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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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萬物"和"不分別"是觀察事物的方法，道、佛兩家通過這些方法，目的是要達到"內圣外王"和"不執著"的人生境界。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須和各種各樣的人和各種各樣的事打交道，對此，無論是世內人還是世外人都是承認的。和人、事打交道時，畢竟會有順心的，也有不順心的，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要影響一個人的情緒。情緒有了波動，道家就擔心會影響自己的生命質量和身體健康，而佛教也擔心會影響自己的得道成佛。于是有的道家人士主張進入深山老林，有的僧人主張空物空心，而事實上深山老林依然是社會的一部分，空物空心也依然要和心物交往。所謂的世外人，是不可能真正地生活在世外的，既要做世俗人所要做的事情，又要在思想上保持世外人的清靜，這是一對很難解決的矛盾。而道家的"內圣外王"和佛教的"不執著"，就是為解決這一矛盾服務的。二者字面意思不同，本質內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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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家的最高境界：內圣外王
"內圣外王"的主張是《莊子·天下》首先提出來的，但在莊子那里，這個理論闡述得還不夠成熟，莊子在運用這一理論處理具體問題時也不夠圓通。一直到晉朝的郭象時，這一理論才得到了圓滿的解釋。
關于"內圣外王"的含義，郭象在《莊子注》中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解釋，他說：
夫圣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世其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者之不虧哉!
這種內圣外王之道，可以說是人的最高生活境界。所謂的"內圣"，是指養神藝術，不管這個人在現實中正在做什么，只要能夠做到"內圣"，他就能夠在精神上超越現實中的一切，在精神上達到逍遙自由的出世目的；"外王"是政治領導藝術，雖然這個人主觀上無意于做事，但在客觀現實中，他卻把一切該做的事都做得井井有條。這就是說，思想境界最高的人，能在入世中求出世之樂，在出世中得入世之利。
《莊子·逍遙游》中講了一個故事：堯在當天子期間，看到著名隱士許由的道德比自己更高尚，于是他就主動地提出要把自己的帝位讓給許由，而許由認為"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予無所用天下為!"表示自己決不會越俎代庖去當帝王。據《史記"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說，其后還發生一個有趣的故事：
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于中岳穎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洲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穎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洲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游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
毫無疑問，包括莊子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許由的品質比堯更為高潔，因而也更應該受到贊揚。而郭象認為許由的思想境界遠遠比不上堯的高，因為許由偏執于一端，不能做到順其自然。郭象在他的《莊子注》中說：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于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
所謂"對物"，就是不能順應客觀環境而同客觀環境對立起來。在郭象看來，堯是"內圣外王"的典范，他能夠順物而行，該做天子的時侯就做天子，該禪讓的時侯就禪讓，沒有把自己的意志同社會需要和客觀環境對立起來；而許由與稷、契在具體行為上雖然不同，許由力主出世，稷、契積極入世，但他們心中同樣有"我"，有一個固執的成見，沒能做到順物而行，因而也就沒有做到"內圣外王"。
后來，不少文人對這一看法持欣賞態度，并以此作為自己的處世原則。王維寫了一篇《與魏居士書》，在這封信中，他勸告魏居士要走出山林，進入朝遷。王維要求對方這樣做的根據就是"內圣外王"，認為只要"身心相離，理事具如，則何往而不適?"他同樣舉許由為例，說："古之高者曰許由，……聞堯讓，臨水而洗耳，耳非住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降及嵇康，亦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俯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王維認為，像許由、嵇康這一類堅決拒絕出仕、一心向往隱士生活的人，邊一個曠達之士都算不上，更談不上在道德修養方面登堂入室了。人應該視出仕與入世為一，看官署與山林無二，無論處于何等境地，都能適心如意，這才算是做到了內圣外王。王維的后半生即過著亦隱亦仕的生活，可以看作是對這一理論的具體實踐。
白居易是另一位有如此胸懷的大詩人，他自己曾說過："余早棲心釋梵，浪跡老莊。"(《病中詩十五首序》)因此他深受莊子"內圣外王"之道和佛教"不執著"思想的影響，主張過一種"無可無不可"的生活。他在詩中說：
道行無喜退無憂，舒卷如云得自由。(《和楊尚書》)
若論塵事何由了，但問云心自在無?進退是非俱是夢，丘中闕下亦何殊?
(《楊六尚書頻寄新詩，詩中多有思閑相就之志。因書鄙意，報而諭之》)
他多次以云自比，認為自己能夠像舒卷自由的白云那樣因物賦形，隨遇而安，并不固執地一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王維和白居易都是從大處談論"內圣外王"之道，而蘇東坡還把"內圣外王"之道貫徹到了日常生活小事之中，他曾寫了一篇《劉凝之與沈麟士》：
《南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屐，即與之。此人后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為鄰人認所著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與之，鄰人后得所失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索則與，與則取，這才算是通達而不固執；索則與，與而不取，只能算是半個通達，因而受到蘇東坡的批評。
簡單地說，內圣外王就是要求人們在和外界交往時，形體上忙忙碌碌、嚴肅認真，而精神上卻保持著愉悅的狀態。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做到順應外物，心中不要有"我"。
二、禪宗的最高境界：不執著
"不執著"是禪宗的一個命題，其內涵與"內圣外王"差不多，只是在表達方式上顯得更圓通、更明白一些。
禪宗認為，高僧大德的生活與一般人的生活，從表面上來看，沒有太大的不同，都是在"著衣吃飯，屙屎送尿"(《古尊宿語錄》卷四)，不同的是他們在著衣吃飯時的心態。一般人"吃飯時不肯吃飯，百般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景德傳燈錄》卷六)。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世俗人由于欲求過高，名利心過重，整日在算計別人，以有利于自身，于是他們吃飯不感到香甜，睡覺時總是失眠，他們的精神負擔太重。或者是因為他們對事物分別得太清楚，好的就吃下去，不好的就難以下咽。而高僧卻是另一番景象：
終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么時，無人無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終日須事，不被諸境惑，方各自在人。(《古尊宿語錄》卷三)
終日說事，未曾掛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吃飯，未曾觸著一粒米，掛著一縷絲。(《古尊宿語錄》卷十五)
高僧們也要吃飯，也要穿衣。所謂的不咬著一粒米，不曾掛著一縷絲，不是指他們的肉體，而是指他們精神上的一種感受。也就是說，當他們的肉體在吃飯穿衣的時候，而他們在精神上并不執著于吃飯穿衣。
禪宗還效法莊子和玄學，提出了"即世間而求出世間"的主張，認為只要內心清靜無為，即使不出家，即使日理萬機，照樣可以得道成佛。唐代著名禪師弘辨對唐宣宗說："陛下日理萬機，即是陛下佛心。"(《五燈會元》卷四)另如唐代吳居厚趕考路過鐘陵時曾向老禪師請教佛法，禪師教他"且去做官"，五十余年以后，吳居厚持節歸鐘陵，再謁圓通竁禪師。他坦率地對禪師說：自己一直在思考訥老禪師的話，但一直沒有參透，也一直沒有瀟灑起來。圓通竁禪師就遞給他一把扇子，吳居厚就搖起扇子，禪師當即發問："有甚不脫灑處?"據說吳居厚聽后即有所醒悟(見《五燈會元》卷十八)。禪宗在傳法時，有一個"不說破"的習慣，因此，他們的話聽起來有一種故弄玄虛的味道。弘辨禪師、訥老禪師、圓通竁禪師的話都沒有"說破"，但實際意思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求人們在世俗生活中保持內心的清靜。世人即使日理萬機，官事鞅掌，只要心中不執著，那就自由自在、逍遙灑脫的真佛。
六祖惠能禪師很主張在家修行，他認為無論在家在寺，只要一念不起，都可成佛。《壇經》記載了他寫的一首偈語：
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
邪見固然不好，但如果執著于正見，同樣不好。只有在心中既不存在邪見，也不存在正見，那才算是擦凈了自己的天然本性。所以惠能反反復復地要求人們既不能心存惡念，也不能心存善念。不存惡念容易理解，但為什么也要不存善念呢?佛祖不是要求修行要以慈悲為懷、普救眾生嗎?但禪宗自有禪宗的道理：
師(惟寬禪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凈，一切勿念起。"(白居易)曰："垢即不可念，凈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五燈會元》卷三)
禪宗認為，人心好比眼睛，眼睛固然不能揉進砂子，但也不能揉進金屑。金屑比砂子要珍貴得多，但同樣傷害眼睛。白居易在《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銘并序》中也記載他向惟寬禪師提出了四個問題，其中第三個就是這個問題。心里老記掛著我要做到善、善、善，我要排除惡、惡、惡，這同樣是執著，同樣瀟灑不起來。
我們打一個比方，可能會把"內圣外王"和"不執著"的道理講得更明白一些。能夠做到內圣外王和不執著的人內心就像廣大無垠的虛空，無論什么東西放進這個虛空，虛空都會無限寬容地接受它們，不予拒絕。當這些東西離開虛空時，虛空也不留戀。同樣的，當這些東西存在于虛空的時侯，也不會對虛空造成任何的傷害。因為虛空是無"心"的，它對這些東西的大小好壞都是不加區別的。關于這一點，莊子也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
至人之用心若境，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莊子·應帝王》)
思想境界最高的人，其心就像一面鏡子，它不去主動地迎接萬物，也不主動地去送走萬物，萬物來了，它就照一照，萬物走了，它自己也不會因此而留下任何痕跡。正是由于至人能夠保持這種"虛"的精神狀態，所以它們在精神上從來就不會受到任何的傷害。
同莊子相比，禪宗還向前進了一步。禪學大師們不僅要求人們"不執著"，而且還要求人們不執著于"不執著'。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老念念不忘地去告誡自己：我不要執著于名利!我不要執著于名利!在大師們看來，這樣的人的功夫還遠遠不到家。一個思想境界真正高妙的人，他不僅忘記了"名利"，而且還忘記了"我不要執著于名利"這條道德準則本身。一個需要時刻自己遠離名利的人，他實際上還沒擺脫名利的束縛。
最后附帶提到一點，就是佛教還把這種不執著的"無心"狀態運用到學佛方面：
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五燈會元》卷二引《法句經》)
這四句偈語的意思是：如果一個人時刻不忘記努力學佛，這是錯誤的；只有當他努力學佛的時候而又忘記了自己是在努力學佛，他才能不斷進步，前途無量，這對于我們的學習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和我們常說的"只問耕耘，不求收獲而收獲自有"有相通之處。
三、說得行不得：內圣外王與不執著思想的艱難實踐
達到"內圣外王"和"不執著"的關鍵是什么呢?唐代的大珠慧海禪師明代的屠隆都進行過很好的概括。他們說：
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求心；智人調心不調身，愚人調身不調心。(慧海禪師《頓悟入道要門論》)
至人除心不除境，境在而心常寂然；凡人除境不除心，境去而心猶牽絆。(屠隆《娑羅館清言》卷下)
思想境界真正高尚的人，注意力主要放在清掃自己的心境，心境打掃干凈了，即使身處名利場上，也不會受到名利的污染。還有一些假隱士逃進深山老林，竭力逃避名利場，但如果不把心境打掃干凈，他們依然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說到底，要想做到內圣外王，要想做到不執不著，關鍵都在于一顆"心"。
《古今談概·迂腐部》"心中有妓"一條很能說明這一問題：
兩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弟程賾，世稱伊川先生)拂衣起，明道(兄程顥，世稱明道先生)盡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慍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二程是著名的理學家，但也深受佛道的影響，主張"心中無妓"，這實際上就是一次"至人除心不除境"的實踐。程顥做到了"除心不除境"，所以他能夠心平氣和地對待不適合于自己的客觀環境；而程頤是"除境不除心"，所以無論妓女在場還是不在場，他都憤憤不平。
內圣外王之道和不執著的思想的確在理論上非常圓滿地解決了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我們之所以強調"在理論上"這一點，意思是說，內圣外王和不執著這種境界可以在理論上談一談，而在現實生活中要做到這一點是非常困難的，不要說是作為一國之王的"王"，即便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面對著社會人性、衣食需要……，要想保持古井般平靜心，幾乎是不可能的。
莊子是第一個提出"內圣外王"之道的人，他同樣做不到這一點。當楚王邀請他前去做官時，他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堅決予以拒絕。他執著于當隱士。郭象是第一個對"內圣外王"之道進行圓滿解釋的人，但他在有權之后，"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晉書飯ó傳》)，當時就受到人們的鄙視。而且郭象在學問上，也堪稱抄襲大家，據《晉書》記載，向秀曾注釋《莊子》，只剩《秋水》、《至樂》兩篇沒有完成。向秀死時，其子還小，不知繼承父業，于是郭象便盜取向秀的《莊子注》，稍加整理補充，據為己有。由此可見，郭象對名利是相當看重的。
僧人們在實踐自己的不執著理論時，也遇到了同樣的麻煩。我們看《五燈會元》卷二的一段記載：
溫州凈居尼玄機……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為達邪?"乃往參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峰曰："日出也未?"師曰："日出則熔卻雪峰。"峰曰："汝名甚么?"師曰："玄機。"峰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掛。"遂禮拜退，才退三五步，峰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顧。峰曰："大好寸絲不掛。"
玄機被禪宗視為一位女高僧，不然，《五燈會元》也不會專為她立傳。玄機說自己"寸絲不掛"，用意與"終日著衣，未曾掛著一縷絲"一樣，即認為自己已經達到了毫不執著的境界。為了印證這一點，雪峰大師趁她不注意的時候，突然對她說："你的袈裟拖在地上了。"如果玄機在心中真的做到了無物痕，那么袈裟拖不拖在地上，她將毫不在意。然而她沒有做到這一點，當聽到別人的提醒時，她回頭看了，看自己的袈裟是不是真的拖在了地上。這回頭，就充分說明她還沒有真正在精神上做到"寸絲不掛"。
據《祖堂集》、《古尊宿語錄》等書記載，五代時的存獎禪師深受唐莊宗的賞識，莊宗賜給他一匹好馬，存獎禪師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一條腿成了殘廢。在他臨死之前，拄著拐杖繞院一周，然后對徒弟們說："疬腳法師，說得行不得。"這是對自己，也是所有禪師的一次十分坦率而嚴厲的解剖。在這個世界上，說到做不到的人太多了。據說印度的奧修二十一歲的時候就"開悟"，被稱為"智者"。他在《虛舟》中有這么一段話：
現在科學家已計算出，一個成功人士到四十歲就應當有潰瘍，到五十歲應當有第一次心肌梗塞。到六十歲他就走了--而他從來沒有活著過。沒有時間來活。他有這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沒有時間來湃。
奧修是帶著譏諷的口氣來講這段話的。他認為有些人一生陷于名利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從來沒有享受過生活，整天在算計，在操勞，所以他們只能活到六十歲。我很贊成奧修的這一見解，同樣認為所活年齡的大小是衡量一個人心胸寬廣或狹窄的標準之一。奧修明白這一點，但他做到了這一點嗎?據有關資料介紹，奧修在擔任九年大學哲學教授之后，就周游各地演講，根據他的演講已出版了650多冊(種)書，并被譯成32種文字行銷世界各地。奧修生于1931年12月，死于1990年1月，只活了59歲，連他所諷刺的六十歲都沒達到。這樣一個事實對于所謂的"智者"無疑是一個莫大的嘲弄。
從古到今，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絕對的"內圣外王"和"不執著"，但這并不能否定這理論的價值。郭象等人能夠從理論上解決出世與入世的矛盾，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這一理論對于人們的道德修養，應該說是具有巨大的啟發意義。我們作為一個人，必須生活在社會之中，為了謀生，我們必須從事各種各樣的事務，這是每個人都能認識到的事實。在從事這些具體的事務時，如果我們能夠多一份超脫精神的話，我們就會少一份煩惱。絕對的"內圣外王"和"不執著"是沒有的，但相對地去做到這一點，還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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