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美人民幣匯率之爭已漸趨緩和。但種種跡象表明，下一階段，中國將要著重研究人民幣在何時升值、升值多少等問題。筆者認為，目前人民幣實際上已陷入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困局之中無法自拔。要促進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就必須盡快擺脫人民幣困局。

 

 

按照經濟學原理，一國貨幣對內貶值，在匯率對應國國內購買力平價相對穩定的情況下，該國貨幣必定對外貶值，只是時間早晚問題。而目前的人民幣卻處在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困局之中，似乎與上述理論形成悖論。今年以來，中美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較量可謂波瀾壯闊，高潮迭起，國內有的學者將其過程形象的分為 “海外黑云壓城”、“中美口水戰”和“美方消毒”三個階段，現在正處于第三階段。我同意這種劃分。而第三步走完，是否就意味著人民幣該升值了。

 

 

近期，有關部委牽頭協會對勞動密集型行業進行人民幣升值壓力測試。據機電、輕工、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測試結果顯示，人民幣升值對于短期內的出口利潤有較大影響，如若升值過快，行業利潤率在短期內將大幅下滑，部分行業面臨虧損。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測算，如人民幣在短期內升值3%，家電、汽車、手機等生產企業利潤將下降30%至50%，許多議價能力低的中小企業將面臨虧損。另據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測算，在其他生產要素成本和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1個百分點，企業利潤也就減少1%。看來，人民幣升值或者大幅升值，會直接對我國的外貿出口企業形成沉重打擊，在當前我國經濟已步入平穩較快發展軌道但世界經濟復蘇還存在不穩定性的情況之下，人民幣升值尤其是大幅升值是否可取值得研究。筆者擔心，如果迫于外在壓力而使人民幣大幅升值，可能會嚴重干擾和影響我國政府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步驟，加大經濟發展的風險。

 

 

目前，我們面對的另一個現實問題是，今年前兩個月CPI和PPI的上升幅度很快，尤其是2月份，CPI和PPI分別同比增長2.7%和5.4%，漲幅分別較上月擴大1.2和1.1個百分點。物價超預期上漲，進一步加大了通脹預期和通脹壓力。通脹壓力增大就是人民幣對內貶值壓力增大。

 

我國政府尤其是央行對此問題高度重視。今年以來，曾兩度調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連續發行央行票據以及啟動正回購等，目前，市場又對央行加息政策預期強烈，有的專家學者也建言央行盡快加息，以解決通脹預期和通脹壓力問題。還有的學者認為，通過人民幣升值可以有效解決通脹問題。因為人民幣升值可以抑制出口順差的發展，減少央行強制結匯時對外匯的對沖，從而減少了外匯占款和人民幣的發行。同時，政府可以通過人民幣加速升值來降低進口價格，進而緩解通脹壓力。因此，人民幣升值可以減緩經常性賬戶對我國通脹的壓力。

 

筆者認為，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僅會使我國經濟步入惡性循環軌道，而且對于目前以食品價格上升為主要特點的通脹抑制作用更是極其有限。如果今后宏觀調控政策果真開始傾向于大幅提高人民幣升值速度，可以預見，在短期內這會進一步吸引國際熱錢，擴大國內貨幣供應快速增加，那么，物價水平不但不會回落，反而會加速上漲，而一旦通貨膨脹擴散為持續的全面通貨膨脹，國內資產價格也將繼續泡沫化。這與政府的初衷可謂南轅北轍。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要想盡快擺脫人民幣困局，就應做出相關努力。

首先，正確認識人民幣升值。2005年至今，人民幣兌美元已升值20%。近幾年的實踐表明，宏觀經濟增長才是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動因。目前，由于我國宏觀經濟增長預期被普遍看好，再加上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人民幣相對美元的內在價值大大提升，從而積累了升值需求。另外，近期美元的極度疲軟也促使人民幣被動升值。由此可見，人民幣升值與否，完全是由市場因素自發決定的，不是也不可能由所謂外在壓力驅使。

 

其次，積極提高資源使用效率。通過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無疑是抑制通脹的可行之舉。為此，政府可以動用外匯儲備補貼那些不斷提高生產技術和資源使用效率的企業，積極支持那些低碳經濟產業和戰略性產業的發展的企業，這樣，既可以鼓勵企業不斷提高資源使用效率，還可以緩解央行的外匯儲備壓力，更重要的是這樣可以防止人民幣加速升值所導致的外匯儲備縮水。

 

再次，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可以說，經濟結構調整是擺脫人民幣困局的根本。當前，調整的核心在于打破“壟斷”，讓資源配置的權利回歸市場，讓產業結構更加協調和合理。這樣，資源自然會在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之間均衡流動，由此可創造出更旺盛的就業需求，財富也可以真正實現從政府和國有壟斷部門流向家庭部門，從而解決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收入差距問題和提供社會保障體系，減少恐慌性和過度防御性儲蓄。一旦儲蓄率下降和消費增加，經濟結構將不再失衡，人民幣升值以及通脹壓力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作者為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

 

要擺脫人民幣外升內貶困局，要積極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借此來抑制通脹。同時，要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可以說，經濟結構調整是擺脫人民幣困局的根本。當前，調整的核心在于打破“壟斷”，讓資源配置的權利回歸市場，只有財富真正實現從政府和國有壟斷部門流向家庭部門，才能解決收入差距和社會保障問題。消費增加，經濟結構將不再失衡，人民幣升值以及通脹壓力問題也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