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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杰：前三十年國富后三十年民富

     ——關于未來改革的一點想法


     正當我們在2008年底紀念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我國經濟增長卻出現了自1998年以來首次嚴重下滑的態勢，這真有點“天不遂人愿”的晦氣感覺，但仔細琢磨起來，這未必完全是壞事，似乎“壞事也可以變好事”，最起碼可以讓我們充分認識到我國的新經濟體制還很脆弱，我們還需要深化改革，不能被勝利沖昏頭腦。危機性改革，也就是危機會推動改革，是中國改革的一大特征，因而這次危機可能反而會推進我國經濟改革的深化。

     為什么我國經濟在2008年底出現經濟增長過速大幅度下滑？人們往往將責任全部歸結為美國的次貸危機，認為是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世界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影響到了我國的實體經濟，從而使我國經濟出現了增長速度過速下滑的態勢。的確，美國的次貸危機所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對我們沖擊很大，但我們不能把責任全部都算在美國人的頭上，我國的經濟增長出問題的根本性原因，是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有問題，也就是我們1998年以后所形成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將我國的經濟帶入了目前的困境。

     為什么我國經濟選擇了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國內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過剩，因而只有用外需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說我國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是建立在國內需求嚴重不足的基礎之上的，是我們一種無奈的選擇，如果國內市場需求旺盛，可以吸收我們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生產能力，我們就不用去選擇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日本經濟在1987年出問題，東南亞經濟在1997年出問題，其根源都因為出口導向型經濟惹的禍，我們對此是有共識的。在2006年以后，我們已感到，在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下，我國經濟的價格機制嚴重扭曲，貿易順差和資本順差都很大，這種雙順差導致了大量外匯流入我國，迫使中央銀行多發貨幣，使得我國通貨膨脹壓力一直很大，而巨大的外匯儲備在對外投資中，又往往形成了我國主權金融嚴重縮水的巨大壓力，因此我們應該注重啟動內需，從出口導向型增長方式轉向內需推動型增長方式。

     但是為什么我國的內需遲遲啟動不起來，迫使我們實行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根本原因是我們的現有經濟體制有問題，集中表現為收入分配體制有問題。我國現有的收入分配體制的缺陷在于：第一，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國家占有的比例太高，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出現了國富而民并不富有的狀況，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狀態，嚴重制約了居民的消費需求，使得內需嚴重不足；第二，國家在支配自己所擁有的國民收入時，沒有注重將國民收入用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而是重生產性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輕社會保障體制的建立，因而使得居民因為沒有生活安全感而將儲蓄作為進行自我保障的基本方式，高儲蓄率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特征，從而抑制了本來就增長很緩慢的消費，最終導致內需嚴重不足；第三，國家在再分配過程中對居民之間的收入狀況調整的力度不大，再加之腐敗和壟斷，形成了收入差距過大的狀態，社會中下層居民的收入增長緩慢，作為耐用消費品主要消費者的中產階層，在社會階層中所占比重太小，從而抑制了市場需求的有效增長，導致內需嚴重不足。

     因此，我國在未來三十年的改革中，應重視如下的改革措施：一是重塑國家與居民的收入分配關系，新增收入要更多地向居民傾斜，如果說改革前三十年是解決國富問題，而后三十年則是要解決民富問題，因而我們要推進包括向居民免稅、退稅、提高個稅起征點為內容的稅制改革，要推進讓居民能享有國有資產收益為特點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要推進有利于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金融體制和房地產體制改革。二是要將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性內容，真正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制，因而我們不僅要將國家財富的增量更多地用于社會保障，而且還要將國有財產的存量部分也能用于社會保障，例如可以將優質國有資產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從而使社會保障有豐富的財力支持。三是要加大對再分配過程的調控，更加強調公平，尤其是要解決腐敗和壟斷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兩級分化，推動中產階層的壯大和發展，為國內消費需求上升創造良好的社會基礎。

     總之，后三十年的改革要以民富為中心。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和成功發射“神七”之后，不少老外老問我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到底是富國還是窮國？我回答他們說，確切地講，國家已經在改革放開中富有起來了，改革開放所激發的活力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居民還并沒有富起來，因而中國現在的關鍵是要解決民富的問題。

     要解決民富的問題，就必須以民為本，而不是以政府為本，政府不能控制太多的社會財富。政府控制的財富太多，就會形成了強政府，在強政府的條件下，民富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因此我們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我國目前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要限制國家權力體系支配社會財富的規模。人類社會由三大權力體系構成，一個是人權體系，一個是財產權體系，一個是國家權力體系，我們要有效界定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尤其是要防止國家權力體系侵蝕人權體系和財產權體系，國家權力體系是為人權體系和財產權體系服務的，而不是國家權力體系支配和侵蝕人權體系和財產權體系。

     為了有效界定國家權力體系與人權體系、財產權體系的關系，在經濟上應該實行混合經濟體制，在政治上應該實行民主政治。在混合經濟體制條件下，任何財產都有了平等的地位和權利，都擁有“國民待遇”，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法律上的平等和競爭上的平等，這樣就既可以保證經濟充滿活力，又可以保證任何人都有致富的平臺，實現財產上的平等，從而有效推動國家和居民同時富起來。在民主政治條件下，人們可以實現人權上的平等，從而有效約束國家權力體系的過度擴張，為混合經濟創造良好的政治體制。民主政治包括民主選擇和民主監督，我國現在首先要做的是民主監督，通過民主監督有效約束公權的過度擴張，民主選擇可能還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實現。總之，經濟上的混合經濟和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是我國今后三十年改革的主要內容。當然，所有改革都應該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人民福祉的提高，是決定我國改革方向和衡量我國改革績效的首要標準。

     來源：清華EDP課程網
     （作者魏杰,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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