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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的設計意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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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的設計意境
【 編者按 】
在未來的商業人才需求上,分析能力重要還是整合能力重要?MFA會搶盡MBA的風頭嗎?從頂尖商學院的嘗試中,我們看出一些端倪。
康熙皇帝在自己的書房接見了剛剛受聘為大清帝國宮廷畫師的朗世寧,“令人傷心的是,皇帝對我的畫不是很滿意。他不喜歡歐洲的繪畫方法,認為油畫的顏料與污染并沒有什么區別,也不理解光線帶來的明暗對比。”這部名叫《圓明園》的紀錄電影從一個意大利傳教士的視角生動地講述著不同文化間的思維差異。“中國人認為,畫人像必須畫平板的正面,不能畫陰影,人們以為畫像上的陰影‘好似臉上的斑點瑕疵’”。有人說,這是偏左腦思維文化和偏右腦思維文化帶來的不同結果。
科學家們早已知道有一條“梅生迪克生線”(美國南北分界線)神經將大腦分為左右兩部分。而令人驚奇的是,直到最近,學術當權派還認為兩個腦半球是分立的,而且是有主次之分的。他們認為左半腦是至關重要的,這一半決定了人之所以為人,而右半腦是起輔助補充作用的,有些人甚至認為它是人類早期發育時的殘留物。按照1981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羅杰·史貝尼等人的通常說法,左半腦從事連續性的推理,精于分析和處理字語。右半腦進行整體企劃,模式記憶、解釋情緒和非言語的表達方式。因此人類擁有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
“邏輯管理情緒,理性統治感性”,工程技術需要用精準語言來描述,航海術有賴于精準的幾何學而不僅僅是勾三股四,商業則用精確的會計學進行權衡和比較。自西方工業文明勃興以來的幾百年中,“科技崇拜”及“效率至上”一類的價值觀令理性精神、分析能力和邏輯思維大行其道,帶給整個世界的是“向左轉”。東方的藝術則被藏入了博物館,曾經是“人類幻想中的仙境”被當作了田園時代的紀念品,或者永遠消失在了地平線。
MFA和MBA共存的年代
賴聲川在最新出版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創意學》開頭這樣寫道:今年(2006年)我在斯坦福大學作關于創意的演講。一位商學院的MBA學生問我:“創意可以學嗎?”我反問他:“你們商學院不是有教嗎?”他說:“有吧。我們學過各種腦力激蕩和另類思考的技巧。”談下去之后,我發現他要的不是那些技巧,而是創意本身。
讀MBA成為很多年來美國年輕人的夢想之一,能夠被一流商學院接納意味著成功。而讀MBA需要通過冗長的GMAT考試,大體由三門構成:語言、數學和邏輯。談到考試,盡管國內的填鴨式教育被詬病不少,但放眼全球教育,有一點是相類似的,就是不斷鍛煉我們的邏輯分析能力,當然這是左腦思維。當中國的高考或者美國的GMAT結束鈴聲響起的時候,大家都在核對著ABCD,即便語言考試也是如此。“學好數理化”能夠讓人覺得你很聰明,你確實智商也很高,因為大部分智商測試都是考查分析判斷能力。在這個知識經濟的年代,聰明意味著名校、熱門專業、一流工作,進而是財富和社會地位。
告別了體力工作時代,知識工作者帶來了整個時代的變革:按動Google的搜索按鈕,數以億計網頁撲面而來;放眼看去,家樂福超市的貨架上排滿了數千種辦公用品;手邊的iPod可以隨時無限量地下載各種音樂。被克里斯·安德森所稱的長尾理論更是進一步延展了媒體的空間,信息的“豐裕時代”已經到來。
“藝術碩士(MFA,Master of Fine Arts)將是世界最熱門的文憑了”,丹尼爾·平克(Daniel Pink),這個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首席撰稿人,在他的《全新思維》里引述了《經濟學家》雜志的一篇文章:“讀MBA當時是年輕人的夢想,他們沒有經驗但充滿雄心壯志,努力工作,企圖在華爾街或倫敦金融城飛黃騰達。但現在,由于科技的發展與普及,勞動力低廉的印度的青年人也有了同樣的夢想。”丹尼爾·平克稱:“隨著應聘人數的增加,越來越多的藝術畢業生占領了關鍵崗位,規則改變了:MFA變成了新的MBA。”
“美國社會分化成四個主要的職業群體:農業階層、工業階層、服務業階層和創造性階層。”《創意階層的崛起》的作者理查德·佛羅里達認為,創造性階層來自“從事科學和工程學、建筑與設計、教育、藝術、音樂和娛樂的人們。他們的工作是創造新觀念、新技術和新的創造性內容”。除了這些職業,創造性階層還包括“更廣泛的群體,即在商業、法律、保健,以及相關領域的創造性專業人才。這些人從事復雜問題的解決,而這包括許多獨立的判斷,需要高水平的教育和技能資本”。
混血的商業設計學院
創意究竟怎么學,似乎成為了各個商學院的熱門話題。創意,經常被我們看作是一種神奇的力量,要么是一種天賦不可能學習的,要么像學習微積分將其分解成為幾個部分逐級推進。讓我們重新審視賴聲川和學生甲的對話,似乎可以說明兩點,一是商學院越來越重視設計訓練,二是學生們仍舊用傳統左腦的方式看待創意。
就在斯坦福大學,另一所學院卻異軍突起,成為硅谷高科技公司們的新寵。漢索·普拉特納(Hasso Plattner)—SAP公司合伙人,投資3500萬美元建立了全新的設計學院。和那些傳統講授設計技巧和圖形編輯的設計學院不同,它會把重點放在戰略和全局思考上面,而且它更強調各個院系的同學,比如商業、計算機、藝術、心理學和人類學,組成一個合作小組共同完成項目。合作不只是這所設計學院的一種形式,更形成了一種文化,“我們認為,設計思維是連接不同社區的一種粘合劑,這樣可以促使問題得到突破。”
丹尼爾·平克認為設計思維屬于左右腦共享的“全腦思維”,有六個維度包含其中:概念時代(Conceptual Age)、設計感(Design)、故事感(Story)、交響能力(Symphony)、共情能力(Empathy)、娛樂感(Play)、探尋意義(Meaning)。
與通常的領導力訓練類似,使學生建立起一種統一的價值觀念,一直是商學院的長項。多倫多大學羅特曼商學院(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開始給學生開設以“整合思考(Integrative Thinking)”為主題的一系列課程;加州伯克利的商學院聯合IDEO的資深設計師、技術學院和藝術設計系教授組成一個授課組給學生開設“管理新產品的發展過程”的課程;沃頓商學院的“設計、創新和戰略”課程則是針對于中層管理,向他們講授設計的一些基本概念;以理工見長的卡耐基·梅隆大學商學院的課程常常把工程技術、設計和商學院學生同時選修一門設計課,“分析型MBA集中在解決問題,而設計則集中在問題的發現。”
“想變得有競爭力,就得越來越重視創意”,斯坦福大學創新管理小組計劃(MTIS)項目中的瑪格麗特·尼爾(Margaret A. Neale)教授的話似乎包含兩種含義,入學時候要招收具有創意潛質的學生;我們要培養新一代具有創意能力的商界精英。隱含的意義似乎還有,不重視“創意”的商學院將會失去競爭力。
轉載自:互聯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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