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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笨笨紅燒肉’之前，聽我講座的人最多有七、八百人，‘笨笨紅燒肉’以后，居然就增加到了五千。”7月2日，在杭州良渚的一間幽僻的會所里，王石用自嘲的口吻跟我說。

     對一個人而言，多么尷尬或難堪的事情，一旦能親口說出來，便表明它已經“落地”了。

     就在上周，王石先在深圳的北大匯豐商學院做了一場演講，有5000多人到場——據說創下了一個記錄，然后又在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舉辦同題演講，因報名者太多，在主會場之外還開了八個視頻分場。王石的演講題目是：底線與榮譽。

     過去的這三年，王石游學于哈佛和劍橋，每年只在寒假、暑假歸國，“被大家牽著熱鬧一陣子，然后再飛回去讀書。”他的英語有了很大的進步，在哈佛期間，除了聽課，他還開設一門《企業倫理》的選修課程，也就是說兼有學生和訪問學者的雙重身份，現在，《企業倫理》也成為王石正在創作的一部書稿。此次在杭州見面，他又提出了一個新的想法：想要創辦一個“中國企業案例中心”，專注于中國公司管理案例的研發。“隨著中國經濟的繁榮，越來越多的公司進入世界500強，其中，民營企業的數量還會增加，可是到今天，我們還無法回答什么是‘中國式的管理思想’，這太讓人著急了。”

     從2008年汶川事件之后，王石的身上呈現出越來越濃烈的公共氣質，在某些時政話題上，他的勇敢讓人有點吃驚。去年以來，在中國商業界發生了一次“企業家是否應該‘在商言商’”的大爭論，王石清晰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在商言商”絕不是不談政治、不談國是，“我首先是個公民，公民就有公民權，我是可以談政治的；其次我是個商人，我當然關心工商業階層面臨的問題……在我本人是從自我否定到自我肯定的一個過程。商人在中國社會中地位不高，但作為商人，首先要對自己的定位有判斷。工商業者一方面希望得到社會認可，另一方面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這個行業，別人怎么尊重你？所以商人要對自己所在的行業尊重，承認和喜愛。”他的這些表述，帶有很鮮明的階層代言色彩，這恐怕也是他最近受到很多企業界人士尊重和歡迎的原因。在深圳、上海的演講中，一向缺乏娛樂精神的他不但幾次拿“笨笨紅燒肉”開玩笑，甚至不再避諱岳父的高官背景，“如果我當年利用了家庭的政治關系去拿地，那么，今天我還能站在這里嗎？”在很多人聽來，他的這個設問，是成立的。



     王石創立萬科，到今年剛好三十年，在熟悉他的朋友們的眼里，他與他創立的這家企業似乎走上了兩種不同的成長路徑。就萬科而言，是一家少有的、從很早就試圖用西方的那一套管理制度來治理企業的中國公司，因這一偏執的堅持，使得萬科的經理人制度和公司文化表現出非常鮮明的美式特征，但就王石而言，他卻沒有恪守以績效主義為“根目標”的西方經理人文化的傳統，十多年前開始到處爬山，近年來又把大量時間投注于公共事務，在他的身上散發出的是傳統中國士大夫的那種家國氣質。

     在西方的現代話語體系中，今天的王石似乎很接近雷蒙阿隆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定義，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認為，知識分子就是“在職業活動之外，以‘知識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的人”，知識分子在公共事務參與上應擔當“介入的旁觀者”的責任。阿隆的這一定義出現在二戰之后，一度引起過非常大的爭議，而今已逐漸成為一種共識。事實上，即便在西方世界中，企業家階層中符合阿隆定義的人也非常罕見，僅有的少數人都出現在媒體界和金融界，如亨利盧斯、索羅斯等人。相反，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上，則涌現過不少類似人物，如民國的張謇、盧作孚、丁文江、陳光甫等等。這一現象似乎從來沒有被認真參照研究過。

     在“底線與榮譽”的演講中，王石用親身經歷向同為商業人士的聽眾們提出了一些有關底線的感想與建議，它們包括：

     ——我說自己不行賄，很多人不信，不信，我也要不行賄，時間久了，就有人信了，大家信了，底線就出現了；

     ——我們在中國是底線的事情，在美國你是必須要這樣做的，你這樣做了之后，你會發現一切很容易；

     ——堅持底線會馬上見效嗎？不能。但是你堅持底線，你堅信這個市場是規范的，是成熟的，它一定會按照規范、成熟地來對待你。

     ——即使你的自行車被偷了，再緊急，也不能偷別人的自行車，這就是底線；

     這些大白話，說出來貌似挺容易，但是，要信這些話，并不容易，要做到，更不容易。這也是很多人去聽王石演講的原因。

     最后閑話一件連王石也不知道的事情：2012年底，“笨笨紅燒肉”風風火火地鬧上了新浪微博及全國各大報刊娛樂版頭條，王石的朋友們都很焦急，那些天，我在巴厘島度假，恰巧馮侖也在，他漏夜趕到我下榻的酒店，坐下來只問了我一句話：“你說王石還能回來嗎？”

     我記得那夜的海浪聲很大，我們的交談急促而沒有著落。現在，馮侖的問題似乎找到答案了：有底線的人，遲早都能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