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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企總部外遷？只是黃粱一夢！ |
《央企總部外遷？只是黃粱一夢！》文/中國經營報,2014-04-11
這篇主要問題：
1、央企總部可能大量外遷嗎？
2、央企總部遷出北京能夠降低房價嗎？
3、政府間簽了協議，企業就一定能過去嗎？
4、央企離不開北京的六大理由！
近一段時間以來，“首都經濟圈”、“京津冀一體化”、“政治副中心”等概念持續火爆，隨著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不斷深入，產業轉移勢在必行，哪些企業將外遷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近日，關于“央企總部離京有助降低北京房價”、“遷走20家央企總部可為北京減少50萬人”的言論持續發酵，央企總部真的會外遷嗎？會涉及到哪些企業呢？此前，有媒體報道稱，北京第一批外遷公司有207家，不過昨日該消息已經被北京市發改委否認。
央企總部可能外遷？
據證券日報報道：“我們公司總部在北京只有幾百人，是很少的一部分，搬遷不是解決首都問題的最主要的辦法。”大唐發電一位人士表示，公司的電廠都在北京以外，除了剛剛建好的高井熱電廠，目前該電廠還沒有投產，遷出去也不太可能。如果真的需要動，企業會配合，但關鍵成本會很大。企業的出發點應是提高管理效率和提高效益，如果外遷，會涉及到人員安置等很多問題，包括個人的生活都會有很大的變化，同樣其它電力公司也是一樣，因此企業外遷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一刀切。
“我們沒有聽到有這方面的消息，也沒有相關的考慮，其實我們在北京的總部只是一些行政職能部門，生產和礦區主要都在外地。”中煤能源一位人士表示。
“如果涉及搬遷，就要通過市場的手，用政策和機制來吸引企業，而不是搞‘拉郎配’。”一位建材國企業人士表示。與此同時，北新建材、北礦磁材、昊華能源等公司相關人士均表示未聽說有相關安排。
“央企總部去哪兒，不僅要服從國家戰略和人民利益，還要讓市場說了算。”國資委相關人士表示，實際上并不是所有央企總部都在北京，國資委監管的113家央企總部在北京只有89家，有24家企業總部在京外。從提取的包括國家電網，中國石化，中國電信以及中國鋼研等20家中央企業的總部人數來看，這20家央企北京總部人數之和為8557人（20家之和還沒有1個大學人數、甚至比大部分小區居民人數少），這20家央企北京總部人數其中最多不過2000人，最少的才61人，即使他們全部遷走，也解決不了多大問題，相反還會影響國民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隨遷成本很大。
該人士稱，如果央企總部遷出能夠降低房價，央企愿意像當年支持三線建設一樣，為國家和首都發展作出新的犧牲和貢獻，但央企總部到底去哪，還應尊重市場的力量和規律以及市場化運作和國際化運營。
“央企總部搬遷不會成為主流。”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鵬接受采訪時表示，央企如若搬遷，更多地會把它的一些制造業基地往外搬遷，總部還是會放在北京。例如首鋼，其生產車間搬到了河北，但總部依然在北京，對于央企來說，總部在京無論是參加重要會議還是獲取政策信息都會很便利，更有利于央企自身的發展。即使是少數央企總部要搬遷，也應根據自身的需要按照比較優勢分析來決定搬遷到哪個地方。
東方證券一位分析師同時認為，北京作為首都確實需要外遷部分職能以緩解其交通環保壓力，因此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高度可以拔得很高。但從微觀主體角度來看，無論是產業還是人口，外遷的動力并不足，因此需要更高級別的機構統一規劃協調。
“京津冀城市群或將成為中國未來最具活力的核心增長極之一和新型城鎮化的示范區，相關產業的發展也將逐漸獲得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該分析師之處，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區位特色，比如廊坊可能定位小型的新興電子和高端裝備制造，而唐山的曹妃甸可以承接鋼鐵等大型制造業、保定可以轉移部分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等等，未來如何布局還需要政府層面統一規劃。
不過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的多位官員和城市問題專家認為，從北京城市功能的實際情況看，一些面向全國的非首都核心功能外，部分科教文衛機構也可適當遷移。因為這部分機構由政府舉辦，其區位選擇可由政府決定。
同理，聚集北京的一些非關國家經濟命脈的央企總部，也被認為可以適度遷出北京。尤其是期望能承接北京功能轉移的天津，強烈建議將部分央企總部遷至天津余家堡。
在北京要疏解城市功能、產業的同時，周邊也在接洽、試圖承接北京的這些功能轉移。不過，并非北京想疏解的就是外地想承接的。天津市一位官員稱，其所在機構在去年10月即按照天津市要求擬定了一份承接北京產業轉移的方案，確定了金融、貿易、央企總部、醫院、高校等10個承接產業方向，得到天津市委書記批示，并要求盡快落實。
這位天津官員曾多次到北京談產業承接，去金融街、中關村談對接、簽協議，但對方要么不愿意遷，要么遷了也白遷——不要說政府間簽了協議，企業就一定能過來，即使是一些注冊在天津的企業，主要辦公也是在北京，尤其是金融業。以余額寶為例，其注冊地在天津河西區，但在河西只有六七個員工，大多數員工辦公在北京。甚至連天津政府投資的一些金融企業，“大頭也是在北京”。
所以，該官員認為，北京功能疏解最可能“動”的是央企總部，再就是容易聚集人口的商貿市場——但商貿市場牽涉眾多商戶利益。
“央企是政府計劃經濟的產物，政府可以對其調控。而且，央企總部在北京，其實給北京稅收做不了多大貢獻——大頭是國稅，如果遷走，對北京無所謂。”該天津官員建議，一些非關鍵性、局級央企的總部沒有必要都放在北京，如果中央決策遷走20家央企總部，可以為北京減少50萬人。
職能中心 一直在遷移
早在2013年，就有媒體刊發了一篇名為《將央企總部遷出北京》的評論。當時，也有網友評論稱，央企搬走將有助于降低北京房價。但北京理工大學經濟系主任鐘惠波曾稱，不能認為央企是北京房價的主要推手，因為上海\廣州等不是央企總部的集聚地，但房價也不低。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據了解，并不是所有的央企都會將總部放在北京。比如，中國一重遠在黑龍江的齊齊哈爾，中國一汽在吉林長春，這是東北地區在建國初期固有的工業布局所致；寶鋼、武鋼、鞍鋼這三大鋼鐵央企的總部就分別處于上海、武漢和鞍山，這是新中國鋼鐵工業布局所形成的地域安排；華潤、招商局、南光、港中旅四大央企的總部在香港或澳門；東方電氣和此前剛被重組的中國二重、中國彩虹集團等都位于四川，東風集團原總部位于十堰，這與國家三線建設不無關系；南方電網、中廣核集團、華僑城集團則長期處于廣東，三峽集團、葛洲壩集團的總部原位于宜昌，這主要結合了企業經營區域的需要。
由于總部不在北京，據了解，有的總部處于地方的中央企業人員有時一個月要數次來北京匯報溝通工作。
在近十多年的發展中，央企總部的設置出現了兩個變化：一是行政總部的確越來越向北京或其他中心城市集中。比如，為建設三峽工程，三峽集團的總部長期放在湖北省宜昌市，但完成三峽大壩的建設任務后，三峽的總部已經遷入北京；東風集團從十堰搬入武漢，也擺脫了原有地域稍顯閉塞的情況；葛洲壩集團的總部也有一個從宜昌到武漢的過程，但其后同中國水電集團重組后，事實上新公司的總部也放到了北京。
另一個是，企業總部的職能中心則依據市場和企業自身的需要向其他地方轉移。
上海世博會閉幕后，世博園原有部分地塊就被開發為央企總部聚集區，原來就立足于上海的中國商飛直接入駐，而中國鋁業將入駐資源貿易、運輸物流及交易業務結算等業務總部，中國黃金集團將入駐黃金珠寶交易等總部，事實上都緊盯了上海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
在北京昌平區七北路的未來科技城，也因為國家實施關于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吸引了兵器裝備、中國海油、國家電網、華能集團、中國國電、神華集團、中國電信、中國電子、鞍鋼集團、武鋼集團、中國鋁業、中糧集團、國家核電、中國商飛、中國建材等中央企業設立創新研發中心。
為了吸引高素質人才落戶，遠在齊齊哈爾的中國一重在大連設置了研究院，又為了利用天津的濱海優勢和裝備制造便利，中國一重也逐漸在天津設立了制造基地。
央企總部往哪走，背后是政府與市場復雜關系的一個縮影
【央企離不開北京的六大理由】
針對央企總部外遷傳聞，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盤古智庫城鎮化首席研究員易鵬不久之前發表評論文章稱：
央企總部搬遷不會成為主流，但可以把央企整個產業鏈中非總部的別的產業鏈搬遷出去，既能達到疏散北京的目的，又能夠實現一定程度的搬遷。
近期，京津冀一體化成為熱門話題。其中，北京要剝離一些非核心功能，把央企總部搬離北京成為大家關注的一個話題。但筆者認為，央企總部搬離北京并不容易，其中有以下六個原因：
第一，央企的國有屬性，使它們有天然的向政治中心靠近的基因。央企是屬于中央的企業，北京是國家的政治中心，對于央企來說，總部在京，近水樓臺，無論是參加重要會議還是獲知政策信息，央企都有相當的便利。這種行政優勢，是地方上的企業無法比擬的。行政優勢可以轉化為市場乃至財政惠利，從而使京城央企更具市場競爭力。另外，央企雖然不便于按照行政級別安排，但事實上，國家機關與中央企業之間長期存在密切關系，比如一些央企老總轉到地方上擔任副書記、副省長或者乃至省長，或者某些部委機關的一把手、二把手調動到央企管理層接受鍛煉。這種能夠得到“下到基層”鍛煉機會的官員，通常來自于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盡管中國正在推進市場化改革，但是央企從某種程度上還是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這意味著它更多的帶有一部分政治功能，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功能。央企主要負責人認為，對于央企本身而言，與政治中心在放在一起，更有利于央企自身的發展。上海一直作為中國金融中心，但我們看到四大國有銀行的總部依然是在北京，并沒有搬遷到上海。金融業這樣的案例表明，要把央企這樣的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的企業搬離北京，難度很大。
第二，事實上，央企搬遷，更多地會把它的一些制造業基地往外搬遷，對于總部而言，還是會放在北京。例如，首鋼搬遷，可以把首鋼的生產車間搬到天津、河北或者其它地方。并不局限與京津冀地區。
第三，北京提出要發展國際交流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央企也是國際交流和科技創新的一個主體。比如說，中航工業和航天科技的研究院總部在北京。他們認為把總部放在北京可以更加便捷地獲取國內外先進科研技術和知識，以及吸納高素質的科研人才，因為北京擁有全國最強大的科技資源和人才資源，像清華北大等世界知名學府以及中科院、中關村等科學技術研發基地。從發展和戰略的角度看，選擇北京作為這類央企的總部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央企總部搬遷到一個行政級別比較低的城市之后，不見得一定會給這個城市帶來完全的正能量和足夠的價值。我們往往會看到，如果央企總部搬到一個行政級別比較低的城市，這個城市通常會被央企左右。這會使得級別低的城市的發展喪失很大的自主權，企業對于這城市的全面發展不見得一定會帶來利好。相反，如果是央企的一個制造業基地搬到行政級別比較低多的城市的話，企業的發展會帶動地方的發展。那么它一定可以減少其負面的沖擊和影響。
第五，央企總部在北京投入巨資建設，并且價值不菲。如果把央企總部搬遷，就得在別的地方重新建設辦公大樓，從企業的角度來說會造成企業資源浪費。新辦公大樓的建設需要三到五年的時間，甚至更久。
第六，公共服務業的均衡分布。央企搬遷也要同時考慮到其員工是否愿意搬遷。央企在京，大多數中高管都享受著首都市民的“特權”——拿到一個北京戶口，可比登天還難，而一旦擁有北京戶口，央企員工的子女要比其他地方的學生們更容易踏入北大、清華等名校的大門。中高層高管以及優秀員工為了孩子，也不會輕易離京。這對央企搬遷也是比較大的顧慮。
目前看來，北京要緩解治理壓力，央企總部搬遷不會成為主流，但也不排除極少數的央企總部搬遷。筆者認為，應該做的是把央企的整個產業鏈中間非總部的別的產業鏈搬遷，就有可能達到既能疏散北京功能的效果又能夠實現一定程度搬遷的目的，這個務實雙贏的局面。當然，從推動市場化的角度講，要淡化企業的政治性作用，讓央企自由發揮，自愿搬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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