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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工”——《中國博士質量調查》 |
在這個被為“國內第一份有關中國博士培養質量的調查報告”中，展現了一個錯綜復雜并且觸目驚心的現實，當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導師同時帶47名博士生，導師搖身變為“老板”，博士生淪為“廉價勞動力”……
博士工
中國已成“博士生產大國”，最牛導師曾同時帶47名博士⋯⋯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光禮的新書——《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中的一系列數據猶如頑石入水，激起千層浪。
大學擴招不斷推進，博士生數量也跟著上升，傳統的導師制向老板制轉型，卻又一時間顯得不倫不類，怪相叢生。
博士生與博導構成的這個江湖，猶如一面鏡子，折射出當下學術和科研的諸多病態，令人深思。
尷尬的博士
有別于歐洲的“師徒制”，同時又與美國的“老板制”有差距，中國的博士生培養制度在現實拷問之下問題重重
本刊記者/王婧 劉炎迅(發自武漢、北京)
周光禮撰寫的《中國博士質量調查》，自8月24日這天面世后，即引發各界爭論。
在這個被為“國內第一份有關中國博士培養質量的調查報告”中，展現了一個錯綜復雜并且觸目驚心的現實，當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導師同時帶47名博士生，導師搖身變為“老板”，博士生淪為“廉價勞動力”等等。
周光禮分析，在這個問題的背后，是一個“不倫不類”的博士生培養模式——當前，中國的“博導制”既不同于歐洲的“導師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導之下，很多問題就出現了。
不過，接到《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邀訪的電話，任教于華中科技大學的周光禮現在不再侃侃而談，而是迅速掛掉。
規則反復
事實上，中國的博士生問題已經日漸引起嚴重關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主任陳洪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三年前開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就著手進行全國博士生的調查，調查結果將集結成書，于今年9月底出版。周光禮的調查選樣千人，集中于兩所學校。而陳洪捷領銜的調查，則是一個全樣本的調查，“所有培養博士的單位全都包括進去了，問卷發了3萬多份。”
據陳洪捷介紹，在國外，有教授頭銜的就可以擔任博士生導師，而中國并非如此。中國的博導需要從教授中遴選出來，遴選責任部門包括教育部的學位辦公室、各地的學位委員會，以及高校里專門的學術委員會。
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導則成了“老板”。
周光禮的調查報告稱，有的導師把博士生當做廉價的高級勞動力。60%的學生認為，他們承擔了導師課題一半以上的任務。有些導師100%的橫向課題由學生完成。
坊間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老板’帶的學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導師與研究生之間變成雇傭關系、勞資關系，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只不過，‘勞資’雙方沒有簽訂勞動契約，‘勞’方只有勞動的義務，卻沒有索要報酬的權利。”
而事實上，中國的博導制度又不是純粹意義的上“老板制”。
周光禮的報告指出，中國博士培養制度的矛盾，其實正是“導師制”與“老板制”的沖突。
所謂的導師制(或稱師徒制)源于歐洲，以科研和撰寫論文為主要任務，實行導師個人負責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國，強調課程學習、實行嚴格的資格考試，實行導師小組負責制。
“從國際上對博士培養制度的總體研究來看，主流看法認為歐洲的導師制需要改革。師徒制最大的問題是，一個老師就算再有能耐，但個人的知識和視野畢竟有限。而美國倡導的老板制，是一種導師集體負責制，可以兼收各家長處，創新、機會、潛力會大得多，因此美國的模式普遍被看好。”陳洪捷說。
老板制能夠利用市場有效配置大學科研資源。周光禮認為，老板制的形成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經費以競爭的方式發放，并在研究經費中把用于研究生培養的費用計算在內，在科研中實現“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導師掌握的研究經費決定，教師掌握的研究經費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正是通過這樣的市場機制，老板制有利于實現大學人力資源和科研經費的優化配置。
當今，世界上大多數的頂級大學是在美國，即可以證明美國博導制度的優越性。
在中國，博士生培養制度曾經經歷多次的反復——先是模仿日本模式，隨后學習德國模式。20世紀30年代，中國建立了美式博士培養制度。到了20世紀50年代，又開始全面學蘇聯，建立起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高度集權的高等教育體制，實際上又回到了歐洲的導師制。而到了文革期間，這種制度很快又煙消云散了。
改革開放后，中國恢復了導師制。但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種體制越來越不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于是，改革的目標又轉向北美的老板制。當下中國的博導制度，正是處在第二個循環當中。
但是，在朝著“老板制”轉向的過程中，中國的博導制又帶有明顯的“師徒制”色彩。“雖然一個博士生上面除了設有導師以外，還有很多由一兩個博導組成的指導小組，但所謂的指導小組只是名義上的，真正操作起來往往還是以一個導師為主。” 陳洪捷說。
制度異化
2008年，中國博士學位授予數量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2009年，全國在讀博士生達到24.63萬人；2010年，全國博士招生計劃為6.2萬人。
招收學生的依據是導師個人偏好，別人無權干涉。在博士招生規模很小、導師選拔嚴格的條件下，這種方式與博士培養的要求是相匹配的。但隨著中國博士教育規模急劇擴大，招生腐敗亦隨之出現。
在美國讀博士，課程學習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一門課程幾乎都要求達到世界最前沿水平，每門課程都需要通過嚴格的考試。而對博士生的評估，則是由第三方的中介機構進行。也就是說，決定一名博士生能否畢業，該名博士生的導師說了不算，而是由導師指導委員會進行決定。
但在中國，博士的課程學習幾乎淪為了擺設。在這次調查中，幾名博士生導師都表示，“給博士生上課是沒有必要的。”有些導師甚至直言，“即使一門課都沒有，我也沒什么意見。學生培養計劃發放下來的時候，我就非常不認真，簽個字就算了。學生要上哪幾門課，可以去問師兄。關鍵是學分夠了就行了，他們上幾門課我也不知道。”
于是，學術研究便成為中國博士們最重要的學習方式。
陳洪捷表示，導師普遍的想法是，“活是肯定要干的，因為研究訓練肯定要在實踐中去完成。”但是，研究項目本身的科研含量有多少，是問題的關鍵。
而學生則稱，“我做了很多項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過頭來看，這和工作有什么區別啊？讀博期間還做那么多橫向項目，還不如出去工作。”
橫向項目一般是指來自市場的項目，多見于理工科，一般是將已有的理論成果轉化到實際應用中去，因此產品直接與市場有關。在中國教育“產學研”一體化后，橫向項目便成為課題組的重要經費來源。
與橫向項目相對應的是縱向項目，一般是指來自中國教育系統內部層層下達的科研任務。縱向課題多是理論研究，需要的是學術創新成果。由于中國的科研經費僧多粥少，縱向課題的經費，往往只包括購買儀器、設備、資料和差旅費，不允許用于人才培養。
因此有學生稱，在一些項目中，“有些老師自己一年拿幾十萬，對一個學生一兩萬都不愿支付。”
于是，師生關系演變為一種類于雇傭的關系。2006年，上海某高校就曾發生過幾位研究生不滿導師“剝削”而集體將其“炒掉”的事件。更有甚者，有的導師讓研究生幫其著書，自己卻不進行任何指導或把關。學生為了表示“無聲的抗議”，竟連篇累牘地抄襲別人的著作，引發官司，讓導師的丑聞最終曝光⋯⋯這些看似荒唐的現象，在赤裸裸的“員工”與“老板”的關系中是不足為怪的。
“中國培養博士的一個傳統概念就是，你的導師是誰，他就成為你唯一的指導人。他給你項目，給你錢，這就牽扯到利益關系。” 陳洪捷說。
這樣一來，博士生和導師之間，就像一個小公司中老板和員工的關系。
一些博士生導師辯解稱，他們會安排博士生做科研項目中需要思考和技術創新的部分，而那些純粹的基礎工作，則交給碩士生去做。但在實際操作中，這兩種任務其實很難區分。
為了整治招生腐敗，中國高校開始更多地借鑒美國經驗，實行越來越嚴格的量化管理。但博士培養制度依然還是過去的學徒式，這也就使得美國的老板制在中國被異化。
《中國博士質量調查》書中說，“全國指導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導師不在少數，指導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導師手頭上有110多位博士生，但是，許多博士生從入學到畢業沒有見過導師一面。”
陳洪捷認為，這種情況雖然存在，但并沒有上述所言如此嚴重。但他也指出，“這不是某個導師的問題，而是整個科研體制的問題。”
學術草根
“博士是中國學術的草根。”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博導沈陽教授說，“因為絕大多數的科研項目是由博士生承擔，但他們的待遇非常低。”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名博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稱，“每個月只有1000元的補助，甚至很難維持正常的人際交往。”因此，除了給老板做課題以外，他還悄悄地在外做一份“沒有任何學術含量的兼職”。
理工科院系的博士待遇要好一些，尤其是導師的橫向項目比較多的時候，“導師會象征性地發點錢，”華中科技大學電機系的一名博士說，“有時候每個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
陳洪捷認為，博士質量最大的一個隱患在于生源本身。因為讀博士的條件較艱苦，因此潛力較好的學生不一定選擇讀博士，而寧愿去工作或者出國。“在讀的博士生中有很多人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基礎不好，或者出身的學校不好，基礎上有弱點。第二類是，不愿意做科研，只是為了到這個城市，或者跟配偶團聚，或者不喜歡原來的工作，所以選擇上博士。現在，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就是拿博士當跳板，典型的功利主義者。于是，很多導師也就抱怨，‘學生沒興趣，那我怎么培養？’”
這個問題顯然與國家給博士生的待遇有直接關系。許多中國人選擇去美國和西方讀博士，即因為那里的待遇較好，博士生可以維持生活，可以養家。此外，中國的博士規定為三年制或者四年制，時間限制很死。而在國外學制是彈性的，三四年做不完可以再延幾年。
“有時候，博士生正在做一項大的研究，需要時間慢慢打磨的時候，就要面臨畢業、找工作。這種情況就導致博士生做選題時，壓根就不去碰那些大的難題。”
因此，在現實中，博士希望投靠課題多、項目大的“大老板”，而“老板”則希望找到聽話、出活和“有后臺”的學生。學生需要導師提供項目與經費，以使他們完成論文并獲取學位，并不在意老師是否能真正給予學術上的指導；導師則需要學生參與課題，成為自己“項目組”的“勞動力”，而學生能從中學到什么，以后成為怎樣的人，他也并不在意。
對此，周光禮稱，“中國大學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義的產物，是師生關系功利化的結果。這是一種利益驅使和彼此回報的關系。”
但對于媒體一邊倒的指責，沈陽則反駁稱，博導變成“老板”，原因并不出在博導身上。在中國現有的教學體制中，給予年輕學者的機會太少，原本就不多的縱向課題總是會落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手中。
沈陽老師還透露，教育產業化之后，“作為碩士導師，每年要自己拉20萬的課題，作為博導，每年要自己拉40萬的課題。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學校就不會讓你再帶學生。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
2007年，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包偉民發表聲明，稱自己由于交不起“助研經費”而放棄招收博士生。聲明稱，“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碩、博士研究生，研究生與指導教師均須向校方交錢，前者稱‘學費’，后者稱‘助研經費’。‘助研經費’數額，按招收研究生人數多寡翻倍遞增。本人⋯⋯無力繳納此錢⋯⋯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難與二三才俊燈下讀史，以共教學相長之樂；煩請另投名師，以免誤了前程。”
然而，更多的博導無法如此灑脫，因而不得不變成商人，工作重心也就從專心研究課題到費盡心思找項目。“尤其是當你帶領著一個團隊，這個團隊中又還有年輕教師的時候，這種壓力就更大了。作為一個團隊的帶頭人，你不能讓他們沒有基本的生活費吧？所以就不得不總是想著要找項目。”沈陽說。
據沈陽觀察，很多博導專注于拉項目之后，自己就不動手做課題了。因此，博導對學術前沿的把握程度急劇下降，更談不上有足夠能力指導博士生。
就在周光禮的報告發表后六天，他所在的高校——華中科技大學宣布，擬清退307名超學時的研究生。他們當中，絕大多數很少上課，完全是為了“混文憑”而來的。《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從華中科大內部相關人士了解到，在這份名單中，除了奧運冠軍楊威和高之外，還有很多在職博士，他們的身份大致有兩種：一是在職的青年教師，博士文憑意味著評職稱的必要條件；二是官員，博士文憑則意味著“鍍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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