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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過官和沒當過官的經濟學家 區別在哪? |
文/何帆
識局君曾經拉著朋友（在一家證券公司工作）去聽一場經濟學家的演講，朋友問了這個經濟學家的身份后說，“他和政府走得太遠了，沒意思，我喜歡聽一些體制內經濟學家，他們和政府走得近”。
朋友的答復很實在，是的，對于他們金融圈而言，看到的是商機，很少對只能講理論的經濟學家感興趣。
對于務實的群體和機構而言，識局君初步地總結他們感興趣的經濟學家可以這樣排序：
NO1：有官職的經濟學家排在第一位；
NO2：擔任政府智囊或者是體制內研究機構的經濟學家排在第二位；
NO3：曾經任過官職，現在還和政府保持密切關系的經濟學家排在第三位；
NO4：能夠講熱點的市場派經濟學家（比如各大金融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排在第四位；
NO5：一些獨立的經濟學家，能夠拼熱點的經濟學家（比如葉檀妹紙）排在第五位(當然，這類人出場費還挺高）；
NO6：最后才是完全的理論學派的經濟學家，比如部分高校教授等等。
看完這個排名，大家都知道了吧。在中國，市場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政策走的。為啥外界這么關注有官位的經濟學家。因為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對未來政策產生巨大影響，對企業的未來發展也會有很大影響，所以外界自熱而然地關注這類經濟學家。
功利這東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做了官的經濟學家會不會不尊重職業道德，更多地為某個群體說話呢？另外，沒做過官的經濟學家會不會總把事情想得很簡單，太過于理論呢？所以我們今天來討論下當過官的經濟學家和沒當過官的經濟學家有啥區別？
以美國為例，據說，每到美國政府換屆時，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有一半都去了華盛頓，而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很多教授一輩子都沒有去過華盛頓。。。但兩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都很牛掰，只不過選擇的方向不同而已罷了。
我們為大家發表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題目為《當過官和沒當過官的經濟學家》，版權屬于彭博商業周刊，授權識局發表。（作者是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和政治研究所副所長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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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當過官和沒有當過官的經濟學家在風格上有很大的差異。
凱恩斯當過官，哈耶克沒有當過官；加爾布雷斯當過官，彌爾頓•弗里德曼沒有當過官；曼瑟•奧爾森當過官，詹姆斯•布坎南沒有當過官。據說，每到美國政府換屆時，哈佛的經濟學教授有一半都去了華盛頓，但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很多教授一輩子都沒有去過偉大袓國的首都。
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當過官和沒有當過官的經濟學家并沒有高下之分。有的學者越是智力超群，越是性格離群，就越愿意坐冷板凳，他們的學問也可能會做得更好。大部分當過官的經濟學家都不是職業政客，他們只是票友兒而已，最后還是會回到自己的書齋。有人將經濟學稱作“世俗的哲學”（WorldlyPhilosophy），因為經濟學不僅強調如何認識這個世界，還關心如何改造這個世界，如果本著這樣的態度去做研究，就應該對政策決策和執行的實際過程有更多的理解。
以我個人的觀察，在中國，一個經濟學家的水平往往和他批評政府的激烈程度成反比。
我不是說不能批評政府。不批評政府，怎么能顯出學者的風和骨呢？再說了，至少就大部分經濟問題而言，批評政府的政治風險很小，是一件低成本、高收益的事情，因此可算是經濟學家的“理性選擇”。但如果我們不是僅僅為了批評政府而批評政府，而是想真正提出一些真知灼見、一些有建設性的看法，那么，在批評政府之前，最好保持學者應有的謹慎和謙卑。
經濟學的套路很簡單，無非是在約束條件下求極值。問題在于，我們知道政府的約束條件嗎？有的經濟學家急于提出自己的最優方案，但他很可能沒有考慮到政府面臨的約束條件。某一項政策建議，聽起來很不錯，但實施起來，有預算嗎？合法合規嗎？誰去干？有足夠的人力嗎？會和另外的政策目標沖突嗎？你看到的可能只有一個約束條件，現實世界中或許有十個。
此外，政府和學者的目標函數也不盡相同。學者考慮的是收益最大化，即如何盡可能獲得最大的社會收益，但政府往往首先要考慮成本最小化，即什么政策是最容易執行、能夠立竿見影的。在教科書里，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一回事，實質上就是個對偶問題，但在現實世界中，它們可能相差萬里。你拿到的考題和政府的考題是不一樣的，怎么一起對答案呢？
竹中平藏是一位當過官的經濟學家。小泉純一郎組閣之后，邀請在慶應義塾大學任教的竹中平藏擔任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2002年9月，小泉罷免了金融擔當大臣柳澤伯夫，改用竹中平藏接替，并繼續留任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竹中成為小泉內閣名副其實的“財經金融總管”。2004年9月，在小泉內閣的第三次改組中，竹中繼續被任命為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卸去金融擔當大臣一職，就任郵政民營化擔當大臣，幫助小泉啃下郵政民營化這個改革的“硬骨頭”。《讀懂改革的邏輯》一書，就是竹中平藏對自己這段宦海生涯的體會。
讀者可能首先會發現，竹中花費了大量篇幅講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竹中在講解日本的經濟政策、改革思路時，用的基本是凱恩斯主義框架。但是，所謂的凱恩斯主義框架，并不是強調政府要如何干預市場，而是當決策者在思考如何管理宏觀經濟時，他們關注的是主要宏觀變量之間的關系。政府花一元錢，國民收入會增加多少？這是個簡單的財政乘數概念，簡單到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初學經濟學時就知道。但在現實中如何測量乘數的大小、如何解釋乘數的差異和變化，令無數政府精英白了頭。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什么關系？如果政府的財政支出塯加，會給利率、貨幣乘數帶來何種影響？從長期來看，國債利率相較名義GDP增長率孰高孰低？大學生們在準備考試之前復習的這些問題，財政部部長和央行行長們同樣在苦苦思考。在現實決策中，花拳繡腿不管用，管用的還是基本概念和最基礎的分析框架。決策之難，難在經濟體系是一般均衡的，處處連通、一變倶變；也難在經濟體系是瞬息萬變的，朝秦暮楚、難持一端。
即使是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也未必能成為一個及格的決策者。決策中需要的知識，常常超出了經濟學的范圍。竹中平藏反復講道，“戰略在細節”。比如，他提到，在處理日本的金融體系不良債權時，遇到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即如何對銀行的資產進行嚴格評估。準確的評估涉及對貼現率的確定，竹中專門制訂了一個計算貼現率的指導大綱，還鄭重地將它寫入了金融廳的檢査指導手冊。他甚至認為，這是“金融再生計劃”成功的秘訣。
從理論上講，“金融再生計劃”無非是保證那些理所當然的事情被嚴格執行，但人們出于大意或貪婪，恰恰會忽視那些理所當然的事情。竹中特別提到，和他一起制訂“金融再生計劃”的，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政府官員，而是熟悉業界內幕的企業家和金融家。他還暗自慶幸，這些技術性的改革細節，既沒有被媒體廣泛報道，也沒有在國會上遭到質詢，就這么暗度陳倉地順利通過了。
談到郵政民營化，他說，從經濟學的大道理來看，把一個低效臃腫的國有企業民營化，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實現民營化有多少種途徑，哪一種途徑才是眾望所歸。他說，在這方面，具有行政學知識的法律專家比經濟學家更管用。
有時候，改革可以靠技術專家在幕后靜悄悄地推動，但有時，改革必須是在萬眾矚目之下發起沖鋒。日本的郵政民營化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它不僅是個經濟改革，更是一個政治手術。
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就進入了“失去的十年”，經濟改革舉步維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阻撓。郵政公社是日本最大的國有企業，有2626萬名正式員工和12萬名兼職人員，不僅有郵政業務，還有銀行和人壽保險，郵政已經變成了“衰退產業”，銀行和人壽保險沉淀了巨額資金，但管理奇差。小泉選擇郵政民營化，就是想向既得利益宣戰。竹中不僅擔任郵政民營化擔當大臣，還在小泉的要求下參加議員競選——多一票是一票啊。為了推行郵政民營化，小泉甚至解散了眾議院。內閣成員中農林水產大臣島村宜伸反對解散眾議院，小泉當即罷免了他，自己兼任農林水產大臣。
這本書的日文版叫《戰斗經濟學》，即官場就是戰場。竹中寫到，自己在小泉內閣任職的五年半中，一直做好了隨時辭職的準備。如果每天想著要獲得上司的認可、一步步升職，只會徒增自己的苦惱。但是如果時刻做好辭職的準備，就什么都可以做成了。
我在江湖上的一個朋友也思考過這個人生問題。他讀到金庸的《鹿鼎記》時豁然開朗�！堵苟τ洝防�，康熙讓韋小寶把天地會滅了，天地會讓韋小寶把康熙除掉，兩難處境、不可調和，怎么辦？韋小寶想到了唯一的破解之道：
“老子不干了�！�
這個世界上的很多兩難選擇，其實是有第三條道路的。大不了，老子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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