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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場協議》一段訛傳的日本經濟衰退史 |
何謂“廣場協議”
“廣場協議”指的是在1985年9月，由美、德、法、英、日五國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Plaza Hotel）舉行會議，所達成關于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秩序地下調，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的協議。“廣場協議”簽訂后的10年間，日元幣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日本經濟迅速泡沫化，日本因此進入所謂“失去的十年”……
“廣場協議”是陰謀純屬行外話
在中國國內，有關“廣場協議”的看法在普通人眼中幾乎毫無爭議，自然是西方國家精心策劃實施的狙擊日本崛起的一場驚天大陰謀。但有趣的是，中國學術界對此看法卻大有不同。大部分學術期刊上關于“廣場協議”的研究，即便最接近陰謀觀點的論調也承認，“廣場協議”本身并不足以導致日本經濟持續蕭條，最多只能算一個導火索而已。多數研究者認為，“廣場協議”至多只能算是誘發日本病的原因之一而已，日本經濟持續蕭條的根源還在于經濟結構的自身缺陷和日本政府錯誤的經濟政策。
具體舉例來說，在日元升值之后，日本政府僵化的“升值必然帶來蕭條”的邏輯導致其做出了一系列不正確的政策決定，以持續性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應對不存在的出口挑戰。實際上，在“廣場協議”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對美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大增加。
“失去的十年”中，日本仍是發達國家
即使是經過所謂“失去的十年”，日本仍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大國，很多方面“以日為師”仍然有效：一億人的日本，即便是十多年經濟增速不振，但其GDP仍位于世界第二。且在實力保持的同時，其國環境仍優美、技術仍領先、社會仍和諧……同時，日本失業率也一直維持在5%附近，既不見人抱怨工資被增長，也不見人不時躲貓貓。一切都表明，“廣場協議”并沒有摧毀日本，。
導致低增長的是不恰當的政策，而不是“廣場協議”
其實，日本政府在“廣場協議”前后的政策失當應為日本進入低增長時期負主要責任。老話說，“打鐵還得自身硬”。“廣場協議”前五年，日本連年順差，到協議簽訂時，日本已是世界最大債權國，對外凈資產近1300億美元。根據購買力平價測算，日元兌美元合理匯價該是108：1，但1985年的名義匯率水平僅為201：1。
“廣場協議”說白了只是從國際協調的角度，引導日元價值復位的協議。協議之后，日元持續升值五年，日本政府卻坐視日經指數每年以30%、日本地價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長，容忍同期日本名義GDP的年增幅只有5%，旁觀泡沫膨脹并對資本過度投機不聞不問。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還在1987年實施降息，將實際利率降到2.5%，試圖以泡沫、通脹來維持經濟高增長。結果，三年后，樓市、股市崩盤，產業空心化凸顯……條分縷析，其間種種，可謂咎由自取，本不存在所謂西方列強對日本的無理脅迫與暗算詭詐。
日元升值帶來經濟轉型良機
“廣場協議”推動的日元反復重估和長期升值，也實際促進了日本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給日本產業升級、消費升級帶來了機遇。在1990年泡沫完全破裂后，“日本制造”被迫全面轉型，日本工業從一般的加工制造型企業轉向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日式精細化管理進一步強化。
日本國民和企業以極大的堅忍重新煥發了日本的制造業優勢，直至近年來，“中國制造”崛起對日本形成新一輪沖擊，人口老化對經濟復蘇形成打擊……但客觀地看，在日元持續升值過程中，美元計價的日本國家資產同步增加，日本企業逐步在海外擴大投資，日本居民也切實地分享到了成長紅利。
人民幣與當年日元無可比性
很多人樂意將人民幣與當年的日元對比，在我看來，這種比較的實踐意義不大，日元在20世紀80年代初便實現了“國際化”可自由兌換，與當前人民幣不存在比較的基礎。更重要的是，當前人民幣匯率政策已經進入一個死胡同，進行任何調整都是有很大風險的，無非是長短快慢的問題而已。當然，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而且正在逐步政治化，這是非常不好的一個現象，也容易使陰謀論觀點甚囂塵上。不過我以為，矢志成為大國的國民不應抱有受迫害妄想狂的思維，簡單的將人民幣升值論理解為陰謀。反對他國將人民幣問題政治化的同時也要避免自己將人民幣問題政治化，畢竟，國際貿易不是零和游戲。在呼吁其他國家放棄冷戰思維的同時自己也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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