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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場協議”背上了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黑鍋 |
時下，人民幣升值問題成為國際社會的焦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加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巨大壓力，逼迫人民幣升值。但也有許多專家認為，人民幣并未低估，美國等此舉是想復制當年“廣場協議”的陰謀。唇槍舌劍中，“廣場協議”這一歷史事件不斷被拿來說事。
1985年，自“廣場協議”簽訂后，日元迎來大幅升值，隨著購買力的增強，一向以高儲蓄率和節儉出名的日本人，開始在東京銀座排著隊買LV包。大學畢業生來公司上班的第一天，老板會拿出10萬日元說：“今天不用上班了，你先拿錢去銀座買衣服吧。”這與90年代日本經濟陷入“失去的10年”，股市、房市暴跌，銀行、企業倒閉，可謂天壤之別。
美國的陰謀還是日本的陰謀？
“廣場協議”簽訂五六年后，日本經濟走向泡沫化，并因泡沫破滅而在整個90年代徘徊不前。因此不少人認為，“廣場協議”是美國及其歐洲盟友針對日本的一場“陰謀”。然而，日本簽署“廣場協議”非但不是美國逼迫的結果，反而是日本主動提出的。
二戰結束后，美國為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積極扶持日本的經濟發展。從1953年到1979年，日本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10.9%，同期美國為4%。至1985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對外凈資產達1298億美元，當年美國對外凈債務超過1000億美元，反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這也正式結束了美國長達70年債權國的輝煌歷史。
同時，美國政府面臨著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雙重壓力。1984年，美國對外貿易赤字便已高達1224億美元，其中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約占40%。為此，美國許多制造業大企業、國會議員等相關利益集團強烈要求政府干預外匯市場，促使日元升值，以打擊日本，挽救日益蕭條的美國經濟。
1985年春，日本大藏省（財政部）高官大田友光與美國財長助理大衛·穆爾福德，就美元貶值、日元升值的策略進行會談。6月，日本大藏大臣（財長）竹下登在與大田友光商談了美日協調干預匯率的可能性后，于當月與美國財長詹姆斯·貝克就此問題進行了磋商，雙方決定由穆爾福德與大田友光先制定一個日美雙邊方案，然后再將其擴展到歐洲國家。不過，在正式談判之前，日美間的商談都秘密進行。
不難看出，“廣場協議”的最終簽署，日本實為有意為之。上世紀80年代，隨著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日本已開始在世界尋求政治大國的地位。主動策劃“廣場協議”，正是日本自認對世界整體經濟發展負責的政治表現。1995年，日本《經濟學人》雜志曾披露了一個細節，在“廣場協議”發表后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提問：“日本為什么會容忍日元升值？”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的回答是：“因為我的名字叫‘登’啊”，而“登”與“升”在日語中發音相同。
更有論者推斷，“廣場協議”其實是日本人的經濟陰謀。“廣場協議”后，日元在不到6年的時間內升值了4倍，這意味著日本國力膨脹了4倍，其人均收入增加了近4倍。日本人利用日元高幣值的優勢，大量購買美國企業、帝國大廈、夏威夷的不動產，由此掀起了海外投資、擴張的旋風。
“美利堅被推上了拍賣臺”
“廣場協議”簽訂后，由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國民財富猛然巨增。腰包鼓脹的日本人，成了全球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從1986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資總額高達4000億美元。日本人不但把梵高的名畫《向日葵》收入囊中，大洋彼岸的美國，更成了日本人垂涎的“肥肉”。
1985年后，日本企業開始大量購買美國企業，或在美國開設工廠。突如其來的大量日本資本，迅速涌入美國的各個領域和角落，在夏威夷，每到旅游旺季，飯店里的常客大約有一半是日本人。
1987年，日本三菱土地公司以14億美元，購買了紐約曼哈頓鬧市洛克菲勒中心的14棟辦公大樓，成為擁有洛克菲勒中心80%股份的控股公司。當時，洛克菲勒中心被視為美國的象征，美國媒體將這一收購行為稱為日本人“買走了美國人的靈魂”。
同年，索尼公司以34億美元的高價買下了哥倫比亞影片公司，后更名為索尼影像娛樂公司。1991年，東京億萬富翁橫井英樹又以4000萬美元，將被視為紐約心臟的帝國大廈，收入囊中。
這些揮舞著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對價格根本不屑一顧。有一則故事足以讓人體會到日本人的瘋狂，一棟報價4億多美元的美國大樓談好要賣給日本人，只等付錢交割時，日本人忽然拿出了新的合同書，上面寫的價格卻變成了6.1億美元，這讓美國人莫名其妙。日方人員解釋說：“老板昨天在吉尼斯世界紀錄里看到，歷史上單棟大樓出售的最高價是6億美元。我們愿意無償追加2億美元，就是想要打破這個紀錄。”
短短幾年間發生的這一幕幕，令美國人目瞪口呆。在親眼目睹了眾多本國的大公司、大產業迅速改頭換面，由日本人充當老板之后，美國社會反響十分激烈。對于日本人的收購狂潮，美國輿論驚呼，“美利堅被推上了拍賣臺”，《紐約時報》甚至擔憂“總有一天，日本會買走自由女神像”。
時至今日，許多美國人還認為：日本是唯一一個兩次“入侵”過美國的國家——一次是日本偷襲珍珠港，還有就是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日本大舉“收購美國”。
日本經濟產業升級“狂歡曲”
日元的大幅升值，不但讓日本迅速走向海外擴張之路，在日本國內，受日元升值影響，日本經濟也奏響了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狂歡曲”。
“廣場協議”后，日本國內機械制造、房地產、物流、服務等產業發展迅速，經濟結構開始轉向內需主導型。無論日元怎樣升值，這些產業均持續保持高增長勢態，為日本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長足貢獻。到1987年，日本已成為世界經濟中的重要一極，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開始超過美國。
于此同時，日本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顯著增長，化學品、機械和電子設備外銷全世界，豐田、索尼等公司紛紛在美設廠，“日本制造”成了金字招牌。
隨著日本產業結構升級，其產品結構相應由“重厚長大”向“輕薄短小”型轉變，初級加工品和勞動集約型產品在進口中的比重逐漸上升，原材料消耗呈相對減少之勢，其在進口中的比重一度由70%降至50%左右。日元升值后，日本以較少的費用便可以進口足夠的資源，加之產業結構升級，資源已不再是日本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隨著日本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日本在海外的純資產也迅速增加，1986年達1804億美元，超過號稱“食利大國”的英國（1465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一。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純資產余額，約為1.5萬億美元，與“廣場協議”前的1984年相比，增加了18倍以上。
日元升值沒錯，錯在政府隨后應對政策
盡管日元升值給日本經濟的發展注入了巨大活力，但由于幾年后日本經濟便陷入了泡沫泥淖，并持續低迷，“廣場協議”由此長期背上了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黑鍋，但日本經濟的蕭條衰退，主要是日本政府錯誤政策種下的苦果。
在“廣場協議”簽訂前夕，日元對美元的比率是1美元等于243日元。為使日元升值，大藏省及日本央行頻頻干預，以日元升值預期誘導市場。1985年9月24日，日本投入干預資金10億美元，效果甚微。至1986年2月，美元卻跌至逼近180日元的關口。不久，美國財長貝克發表談話，暗示美國歡迎美元進一步下跌。此言一出，美元輕松突破180日元，3月17日跌至175日元。
在日元迅速升值的影響下， 1985年日本企業總的利潤增長了5.7%，但出口相關部門的利潤卻下降了4.8%。1986年，日本鋼鐵業甚至出現了虧損，日本開始出現衰退跡象，史稱“高日元蕭條”。為此，以制造業為中心，各種產業協會、部分官員和一批經濟學家強烈要求政府采取應對的措施調整利率。
然而，時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繼續推行擴張型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到1987年2月，日本銀行已5次降息，將利率降至2.5%，創歷史新低。同年5月，日本政府追加5萬億日元的公共事業投資，7月又補增了2萬億日元財政開支。
政府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劇了資本流動性過剩，加上國際游資和炒家涌入，日本國內的大量熱錢紛紛轉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這迅速導致了日本經濟泡沫的生成。
1989年末最后一天，日經平均股價近4萬日元，相當于1984年的3.68倍。在房地產行業，泡沫尤為明顯。1986－1989年，東京市中心地價提高了2.7倍。如果將東京23個區的土地全部賣了，可以買下整個美國。
“泡沫經濟”在1989年底達到頂峰之時，日本政府認識到土地價格嚴重偏離實際價值，于是急忙實行緊縮貨幣政策來阻止銀行向投機者貸款。1989年5月開始，日本央行先后大幅度提高利率，一度升至6%新高，此舉宣告金融寬松政策的終結。
1991年，日本政府又頒布“地價稅”，規定從1992年起，不管地價漲跌，凡持有者必須向國庫繳納土地持有稅。這一系列財政金融緊縮政策，戳破了經濟泡沫，從而揭開了日本金融危機與90年代長期蕭條（史稱“平成蕭條”）的帷幕。
泡沫經濟崩潰最直接的影響是資產價格的縮水。據統計，在1990－1997年間，日本的股票、土地的資產評價額約縮水1300萬億日元。
隨著股票和房地產價格的下跌，大銀行、證券公司在泡沫經濟膨脹過程中的種種非法經營行為不斷曝光，金融機構的信任度廣泛缺失。1990年夏，日本國內大量存款從民間銀行轉存到國家經營的郵局，出現了“向郵儲轉移”現象。兩年后，國家金融機構也失去了信任，日本民眾干脆把錢藏在家里的“錢柜”，于是出現了“錢柜存款”的罕見的現象。
90年代中期，日本又經歷了貨幣迅速貶值，即“拋售日本”，日本經濟雪上加霜，至今也沒有走出衰退陰影。經濟高峰時期，日本的GDP相當于美國的71%，到了2009年，日本的GDP只相當于美國的35%左右。
中國不能同“日”而語
當下，人民幣是否應升值、升值多少，仍未形成共識，很大部分原因在于25年前日元升值后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陰影”仍籠罩在許多人心頭。
對照中國經濟現實：股市波動、房價虛高、奢侈消費、資本過剩、產能過剩??中國與當年的日本確有相似之處。但今日的中國與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首先表現在雙邊貿易方面，這也是此次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求扭轉中美貿易順差的關鍵。
2009年，美國貿易逆差為總額3807億美元，對中國貿易逆差為2268億美元，中國仍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但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強調：美國長期逆差與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地位有關，人民幣匯率無法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2005－2008年，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21.1%，同期美國對華逆差卻年均增長21.6%。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穩定，而美國貿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5.7%降至3.5%，對華逆差下降16.1%。
匯率變更不是扭轉美國貿易逆差的終南捷徑，這在日本也可以得到映證。
“廣場協定”雖然成功降低了美國對西歐各國的貿易逆差，卻幾乎未能實現其主要目標，即緩解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因為這種貿易逆差是結構性的，而并非取決于貨幣金融條件。
從對外貿易產品結構來看，“廣場協議”簽署前后，日本汽車、鋼鐵等高端產品已經具備了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其成品出口額已經躍居世界首位。而中國對美出口產品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所以出口量的增加不能視為出口能力的增強。并且目前美國對中國出口最多的是紅豆和飛機，中國不可能長期坐著飛機吃紅豆，美國應該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和放開高端技術產品的出口。
由此可見，美國要求借人民幣升值以為扭轉中美貿易順差，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而在飽受爭議的房地產領域，不少人認為中國房地產泡沫嚴重，與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裂前的日本類似。但當年日本的泡沫破裂，有著獨特的背景，比如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性通縮。而如今的中國，在通脹預期下，商品房還是各類資本的避風港，房價短期難以下降。
另外，泡沫前，日本政府并沒有對商業銀行采取有效措施引導監管。中國政府對銀行和企業有很強的控制力，可以引導資金流向，出臺政策打壓房地產泡沫。中日在城市化進程方面也有顯著差異，1985年日本城市化接近尾聲，而現在中國城市化進程還處于加速階段。
因此，只要吸取日本經驗教訓，采取有效而富有前瞻性的政策，歷史應該不會重演，我們也希望中國經濟不會踏進日本泡沫經濟的那條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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