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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知”貧民村調查《向下的青春:想往高處走 卻向低處流》 |
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持續多年后,一個新的群體態逐漸浮現。他們中的一些人聚居一處,彌漫著消沉和無奈的情緒。而社會要做的:如何讓他們看到未來。
北京“高知”貧民村調查
作者:何忠洲
在北京,這個在社會學上被命名為“新失業群體”,開始越來越龐大,并且在北京的周邊地區,逐漸形成一個個群落
太陽一往西移,唐家嶺就開始擁擠不堪。保持著幾分鐘一趟的速度,一輛輛公交車,猶如卸貨一般,將滿車廂的乘客吐了出來。本來就只夠兩輛車并行的街道上,瞬間便全是人。路邊的攤販開始起勁的叫賣在渾濁的空氣里已經無法分辨出味道的熟食來。
這是北京市海淀區最靠邊的一個村子,隸屬西北旺鎮,是典型的城鄉結合部。再往西一點,就是昌平區的地界。
不過李竟沒有上班,下午五點半,記者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離站臺不遠的一個熟食棚里,埋頭狼吞著一碗牛肉面。從早上吃了一個烙餅到現在,他連午飯還都沒吃。
此時,和他住在一起的黃玉清還沒有下班,一墻之隔的羅平與胡小杰剛剛在中關村擠上公交車,一個小時后將到達唐家嶺。
這是李竟一天中差不多最舒服的時候,夏日的溽熱即將退去,而吃飽了肚子,已經在屋里窩了半天的他,渾身的勁就都來了。
“吃飽了,一天的窩囊勁就都散掉了。”他說。
落腳唐家嶺
李竟在屋里已經窩了快兩個月了。在離唐家嶺車站站臺大概三四百米的距離一溜鐵皮架子搭建的平房,靠邊的間,李竟就住在那里。
就在這個被李竟強調是“住處”、而不是“家”的地方,他已經住了整整一年。這也是李竟大學畢業后一直呆著的地方。
一年前的7月1日,從中國農業大學畢業,卷著4年前入學時學校發的一床被褥,一個臉盆,一個揉巴著幾件衣服的皮箱,幾捆合不得丟的書,李竟來到這里。
年紀輕輕的他,提起往事,已有不堪回首的唏噓。
今年24歲的李竟來自河南安陽農村,2002年考上了中國農業大學。盡管當時,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19%,但是對李竟來說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根據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衛宏當時對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河北科技大學等院校的實證研究,全國平均城市萬人錄取數是農村的4.25倍,城市享有的高等教育機會遠遠高于農村,差距極為明顯。
4年大學生活,李竟和絕大多數同學一樣,過著“三點一線(課堂一宿合一食堂)”的生活。
和高中時對大學的想象很不一樣,等到李竟上大學時,有關大學生跌落凡塵的故事已經遍布于社會。從殺豬賣肉,到賣冰糖葫蘆、烤羊肉串,“天之驕子”的光環已經不再惠顧這一群體了。
2006年5月,教育部高校學生司負責人說,大學生定位為普通勞動者。
李竟回憶說,“學校里當時議論紛紛,我從報紙上看到印象最深的一句話說現在的大學教育:收費精英化,就業大眾化。”
這已經是大學生就業難在中國上演若干個年頭之后的事了。
自從1998年中國高校開始擴招,到2002年左右,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就一年勝過一年。
根據2006年12月份中國社科院發布的“藍皮書”《2007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07年,中國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口將超過2500萬人,而新增的就業崗位加上自然減員一共只有1000萬個。而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全國114個城市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調查表明,對高校畢業生的需求僅占新增就業崗位總量的22%,但在2007年,有495萬高校畢業生等待就業。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職業技術學校畢業生。
緊箍咒是從一入學就戴在每個同學的頭上的。
李竟說,我原本是滿懷理想、壯志凌云的,以為上了大學就可以如何如何?但是入學的第一天,—個師兄就告訴我們,好好學習,希望將來能夠找個好工作。
不過,這些并沒有太影響李竟,甚至在2006年開學不久,學校就業指導服務中心還曾經專門組織過一次關于大學生就業的講座,一個專家在臺上講,“現在的就業形勢是:好工作就業單位不要人,賴工作大學生不愿意去。”他說,大學生就業,應該放低眼光,著眼長遠。
李竟當時甚至覺得好笑,因為那個時候,他參加了研究生考試,正在等考試結果。“我當時就想,我都考研了,著眼還不遠嗎?”
就在這個時候,團中央、教育部“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又組織大學生到西部去。任期結束,他們能夠享受考研加分等優惠政策。
同年2月,北京市首批招聘2000名大學畢業生,到郊區擔當村黨支部書記助理和村委會主任助理。
這些,李竟正忙于考研準備,并未太放到心上。
但是,到2006年的4月,考研未成功的消息突然使得李竟極為被動。他突然發現找工作是一件如此令人難堪的事情。那兩三個月里,盡管每天早起晚歸,在中華英才網的求職欄里,他也不知發過多少電子郵件(“反正每次都很簡單,復制粘貼,然后發送。”他說。),面試次數連自己也數不清,但真正有意向簽約的卻屈指可數。曾經有一家公司,答應了和李竟簽,但是李竟稍微猶豫了一下,因為他覺得也許還有更好的機會。但等到他決定去簽的時候,那家公司卻因為在約定的時間里他未到而另招了他人。
【三十難立:沒房子,沒工作,沒女人】
按照規定,到了7月1日,畢業生都要離開宿舍。之前,離別時刻的發泄都已盡興:拼酒、摔酒瓶、酒醉痛哭,散伙飯也已經吃過,離校成為必然,而找一個住處則成為了當務之急。
在唐家嶺一帶找地方住就成了必然的選擇。“我當時還想再考一年研的,那里離農大不太遠,以前黃玉清在那邊住過。”黃玉清并不是中國農業大學畢業的學生。他和李竟來自同—個地區。在民辦高校中國軟件學院讀書期間,他有一段時間在外面租房子住,就在唐家嶺一帶。那時,一間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是150元,很多年輕人都還住在東北旺,那里離中關村更近。上地軟件園那時也還沒有完全建成。但是,兩年之后,同樣的房子已經漲到300元。
卷著鋪蓋的李竟在黃玉清的帶領下,在唐家嶺住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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