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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稻葵：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改革？


     　　不斷惡化的國際環境，日益凸顯的社會矛盾以及步履艱難的經濟結構調整，這一切都在呼喚著新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確，中國經濟林林總總的問題必須通過深層次的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加以解決，為此，思想界需要有新的思維突破。簡單重復過去十幾年以來反復提出的各種口號，失去的是學者應有的高度，得到的是社會各界種種方式的抗拒和抵制。

     　　現有改革討論的三點不足

     　　現有關于改革的討論盡管數量龐大，論述極多，但是大都有比較明顯的缺陷。

     　　第一，很多討論停留在發展與改革愿景的層面，而這些愿景又往往局限于簡單的口號式說法。比如，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建設好的市場經濟、避免壞的市場經濟；要建設以法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要建設產權清晰的市場經濟；要建立持續發展、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市場經濟。這一系列提法毫無疑問都是對的，更是十分美好的，但是，關于改革的討論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無法對當前許多領域停滯不前的改革提出理論上的指導。

     　　第二，很多具體改革措施的討論缺少方向性。比如說，關于個稅改革，眾多的討論局限于起征點多少為宜，而忽略了許多更大的問題，譬如，征收個稅的目的何在？中國經濟體系中的二次分配主要是依賴個稅體制來完成，還是依賴于其他領域的制度安排來實現？甚至于我們還可以問，到底中國經濟需要進行多大程度的二次分配？關于財產稅的討論，往往局限于對增量部分收稅還是存量部分收稅，是對第一套房收稅還是對第二套房收稅。這些討論顯然是十分技術性的，它忽略了一些更為基本的問題，比如，房產稅的目的何在？房地產業長期合理的制度是怎樣的？更大的問題是，中國公共財政的收入基礎是什么，是來自于國家長期持有的生產資料，還是對生產、流通環節或者是財富存量收稅？中國的政府開支到底應該有多大？關于民營企業，大部分討論集中于如何促進其發展，而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經濟領域以什么樣的所有制形式為最佳，是應該采取德國式家族與政府共同控制的企業模式、日本式的社會化持股方式，還是美國式大股東與金融市場共同協作掌控生產資料的模式？

     　　第三，對于當代不同市場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借鑒得不夠。很大程度上，我們的目光下意識地過多聚焦于美國式的市場經濟制度。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毫無疑問，有經濟制度上的誘人之處，但是不可否認，美國也有非常明顯的獨特性，美國人素有“美國例外論”。更不用說，世界上還有其他相當不同而且非常發達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比如德國式的、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這些都是我們進行下一輪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參照物，必須全面研究借鑒。

     　　有限權威時代，改革的方式要改革

     　　上述改革討論中的三個問題，也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改革的討論方式需要改革，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有限權威時代。有限權威時代，政府及其決策者正式的權力并不一定減少，但是決斷力和執行力卻明顯受限，主要的原因是民眾通過互聯網以及其他媒體表達意見，形成了日益強大的輿論壓力；另一個原因是現有體制內部利益的多元化，導致政府決策過程受到各方利益群體的游說，執行的過程受到各種掣肘。在有限權威時代，學者自己的權威也有限。如果說在某一問題、某一話題上，學者們似乎仍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力，那往往是因為他們的觀點附庸流行的思潮和社會輿論，與其形成了共鳴，而非反向的機制。

     　　當前大多數改革討論的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應該如何改革”，其潛在的假設是，改革的討論者本身就是改革的設計者和執行者，因此，在多數情況下，討論者都是根據自己對于未來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目標體制的理解提出改革建議的，而這種對未來中國市場經濟目標體制的理解往往是基于個人偏好的。偏愛尊重個人自由、個人意志的分析者更愿意強調改革目標應該是市場主導的經濟體制；相反，偏愛社會的公平和秩序而非個人自由和意志的論述者則強調，中國未來經濟體制應該是政府干預下的市場體制。問題在于，在不少的討論中，參與者的個人偏好是隱藏的，辯論的焦點集中在結論上。假設不同，結論是無法辯論的。


     　　為什么說這些傳統的、把個人對未來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理解設定為中國未來改革方向的做法必須要突破？原因非常簡單：中國基本的社會政治格局已經從擁有一個相當權威甚至是絕對權威的改革設計者轉向了改革者本身權威有限的局面。當今的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包括政府在內的任何一方都不具有權威性的現實情況。今天的學者、政府部門、政府高層的決策者，都不具備以往改革中的那種權威性。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所關注的利益已經相當多元化了。對比30年前，那時中國社會的階層相對比較簡單，有工人、農民、國家干部還有知識分子，而今天，這種簡單的劃分早已經不適用了。制造輿論、影響決策的，還有企業主、股民、有房階層、無房群體、新進城的外來工，甚至還有部分境外人士。在這樣多元化的社會里，不具有絕對權威的決策者要進行改革，就必須凝聚社會共識，獲得社會上大部分人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強行推出任何的改革。

     　　而如何凝聚社會的共識、如何推進有意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這一問題已轉換為如何識別社會上多數人的偏好，也就是說，如何識別推進社會改革的約束條件。換言之，今天討論改革的方式，應該從“我認為改革應該怎么進行”轉變為“今天的社會主體需要什么樣的改革，社會的基本偏好和約束條件是什么，根據這些基本偏好和約束條件，如果我們進行了 ABC式的改革，未來的后果將是XYZ，而這種未來出現的XYZ的結果是否能夠符合社會的基本偏好”。換言之，學者的角色在轉變，從給社會開處方治病轉換為給社會列菜單，幫助點菜，即通過理性的分析，告訴社會公眾和決策者，改革有什么選項，每一個選項未來的后果是什么，而這些后果與今天相比，根據民眾的口味，是更好還是更壞。

     　　筆者認為，這才應該是學術界對中國未來改革方向進行討論的基本范式。

     　　經濟制度的社會稟賦：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變量

     　　根據以上思路，我們討論改革必須從社會的基本偏好和基本約束入手，不妨稱其為中國改革的社會稟賦，就像自然條件的稟賦一樣。這稟賦包括什么呢？概括地說包括三大變量。

     　　第一大變量是民眾的市場經濟理性度。也就是指民眾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以及在市場經濟中運行的能力。舉例說來，民眾在一個波動的資本市場中的運作能力，不同地區是完全不同的：香港民眾明顯比內地民眾更理性，他們更懂得如何應對一個波動的股票以及房地產市場。即便是在中國內地，不同地區人群的市場理性度也是不一樣的，江蘇、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百姓的市場理性程度明顯比內陸地區要強。當然，這一點是不斷演進的，因為知識在傳播，民眾在學習。

     　　第二個變量是民眾在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之間取舍的偏好。關于這一點，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安德烈烈施萊弗在他的著名文章《新比較經濟學》中特別強調，不同的社會在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度上的選擇是不同的。人們一般認為，美國社會更強調個人自由，歐洲大陸國家如德國也許對社會秩序更加強調。而中國社會是怎樣的呢？我們有理由相信，相對于美國，相對于西方國家，中國的民眾更加注重秩序。當然，這里的社會秩序應該是廣義上的理解，它不僅包括低的犯罪率，也包括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的差距，還包括各種各樣經濟波動帶來的福利損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可以認為，不同地區的中國民眾偏好是不一樣的。

     　　影響社會經濟體制的第三個稟賦性的變量，就是政府的能力，也就是說，政府能否有效地執行一套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這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量。有的國家或地區的政府能力極強，比如新加坡政府，能夠做到低腐敗，比較高效地貫徹執行一套經濟體制；相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容易出現腐敗和能力低下、執行力不強等情形。對于當今的中國而言，這也不能說是一個一成不變的變量。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隨著政府對民眾負責任程度的提高，這一變量也會改變。同時，不同地區的政府能力也是不同的。




     　　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三大維度

     　　現代市場經濟紛繁復雜，如何高度地總結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不同之處呢？綜合已有的文獻，我認為可以總結出三個基本的維度。

     　　第一個維度是有關生產和交換的基本制度安排。

     　　生產組織的制度安排也許是相比之下更為重要的。在此有千差萬別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包括日本式的所有權高度社會化控制的模式，美國式的大股東通過資本市場操控的模式，歐洲大陸式的家族控制加政府干預的混合式模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生產組織的制度安排（往往被狹義理解為產權安排）往往是內生性的，是其他相關的制度安排所推衍出來的。以日本為例，由于遺產稅極高，家族很難持有企業；以德國為例，由于資本運作往往受限，家族比較容易長期穩定地控制企業。

     　　有關交易的制度安排，不同經濟體也存在巨大的差別。極端的情況是計劃經濟體制，包括憑票供應、按人頭分配。另一個極端是完全由價格決定的自由交易市場的制度安排。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會有連續的、無窮的選擇。限購或者限價就是比較接近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另一個案例是，一般情況下，汽車市場被認為是完全的自由市場的交易，但事實上并非如此。試想，一個消費者想從國外直接進口一輛稍微特殊一點的車型（比如手動檔的豪華奔馳轎車），這種交易往往不見得能如愿，因為政府在汽車產品的環保、安全等方面是有標準的，進口一個車型需要經過比較復雜的審批程序。

     　　第二個基本維度是維系市場經濟平穩運作的制度安排。

     　　必須承認，現代經濟具有內生的基本的波動性，這種波動往往是巨大的。金融危機就是明證。為了應對內生的波動，在這方面，現代經濟必須有一系列基本的制度安排。

     　　首先是公共品的厘清與提供。必須認定什么樣的產品和服務是公共品，這些產品和服務因此要由國家來提供。在這方面，不同的經濟體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至今為止，英國與日本顯然認為一些基本的新聞和媒體服務是公共品，因此，英國廣播公司（BBC）與日本的NHK都是國家出資，政府監管；美國則沒有這一傳統。再比如，基本住房服務在新加坡被理解為具有公共產品性質，因此由政府直接提供，在美國則更多地被理解為私人產品。

     　　是否應該進行收入再分配？是否應該通過收入再分配減少收入差距，從而為社會提供一個基本的和諧度？不同社會對于這一問題的理解可以完全不同，因此，相關的制度安排千差萬別。福利制度同樣是維持經濟平穩運行的基本制度安排，這是上世紀初英國首先提出、在德國得到了大力推進的。一個基本的福利制度的建立，對于維系經濟穩定是至關重要的。

     　　公共財政也是維系經濟平穩運行的基本性制度。這里又有許多具體的制度安排，比如，公共財政的收入基礎是來自于國有企業還是來自于稅收，國家要不要控制一部分贏利性資產，要不要控制一些非生產性的金融資產？

     　　此外，宏觀經濟的管理體制，比如央行、證監會、銀監會等方面的管理，對于現代市場經濟來講也是至關重要的，在這一點上，即便最保守的自由意志者也承認。米爾頓濐弗里德曼反復強調，在金融危機爆發之時，央行有天然的職責，必須大量印鈔；而且，央行需要與財政部協調，而非孑然獨立。再有，維系經濟運行的制度安排是市場監管，其中涉及的問題包括對相關的金融機構是否要在很大程度上進行監管，對它們的資本量、風險程度是否要不斷監控，甚至是征收懲罰性的稅收等。

     　　第三個基本維度是利益沖突的解決和權利分配的機制。

     　　經濟中的各個利益體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利益沖突，這些沖突不可能完全通過市場的價格機制以及友好協商的途徑來解決。即便科斯也認為，要維系市場運行，必須要有一個有約束力的法庭做背景。權利分配與此密切相關，誰擁有什么樣的權利決定著交易雙方如何進行協商，這也是科斯反復強調的。事實上，科斯定理的要點就是強調權利分配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只有在把權利劃分清楚的情況下，同時存在公正的第三方合同執行者，市場雙方才有可能進行有效的協商談判，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的結果。

     　　在這方面，需要特別強調法制的作用。法制在中國有一種被神化的趨勢，認為法制是萬能的。這值得仔細研究。法制本身不可能在真空中運行。在現實中，兩類群體是法制的占優者。一是市場上的強勢群體或者說有財富的階層，他們往往在法律上是占優的，因為他們可以雇傭最優秀的律師以及利用相關資源打贏官司。二是政府，他們往往是法律體制上的強者，普通民眾很難告贏政府。所以，法制的正常運行必須要有一套相關的體系來維系，尤其是需要通過一定的監管來維系，比如通過政府的監管來約束社會上高財富階層影響法制的強大能力；同時，也有必要通過公眾媒體等公開的方式，以及政府分權的方式，來約束政府在法制體系里天然的優勢。

     　　法制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誰來立法。在這個問題上，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處理方式。英美體制下，立法權很大程度上是下放給法院和法官的；而在歐洲大陸，立法的權力是由政府部門代表國家來實現的；中國目前的立法也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門來主導的。這種政府主導的立法的缺陷，我們已經看到過不少。


     　　中國社會需要什么樣的經濟改革

     　　要討論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先厘清中國經濟制度的社會稟賦。在對市場經濟的理性度方面，中國的社會稟賦仍然處于演進的過程中，普遍說來，中國民眾不如有長期市場經濟經歷的發達國家的民眾理性度高。而在對秩序以及個人自由的偏好上，中國民眾由于幾千年的封建傳統以及儒家文化的熏陶，應該說比美國等國民眾更加偏向于社會秩序。同時，中國政府的執行能力在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也是參差不齊的，比如說，在高考方面執行力度比較強，腐敗比較少，其他方面遠非如此。

     　　給定這些社會稟賦，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需要開闊視野，把目光從美國式現代市場制度，擴大到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國、荷蘭）及亞洲（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等地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在一些重點領域，包括大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安排、住房、商業銀行、基本福利制度、教育培訓等方面，需要比較系統的分析研究和借鑒。與美國相比，這些國家的經濟制度稟賦在不少方面和中國更接近一點，因此需要仔細研究。

     　　其次，一個應該沒有太大爭議的結論是，中國的改革首先應當大幅度地放權，應該由各個地方根據自己的情況、因地制宜地推行自身的改革。由于不同地區的經濟制度的社會稟賦差距很大，因此，不同地區的政府應當積極探索適合自身的改革方向。比如，土地所有權問題，江浙一帶的農村居民的市場理性度比中西部高，不妨先行一步。

     　　一個簡單的推論是，依賴立法搞改革不一定是最符合實際的。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各地的社會經濟稟賦差距巨大，全國一刀切，立法搞改革，即便是所立之法律可以執行，其效果不一定是好的。

     　　再次，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應該有足夠的應變能力。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中國百姓的社會稟賦是在不斷演進的，市場理性程度是在不斷提高的，對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的偏好也是不斷改變的，政府的執行力也是會不斷改變的——改革本身事實上就在不斷推動政府的執行力提升，因此，中國在改革中需要更加強調制度的靈活性而非僵化性。

     　　因此，一個基本的結論是，今天的改革需要開闊思路，下放權力，由地方根據自己的情況探索自己改革的方向，從而以一個分權的、不斷演進的改革方式，取代一個自上而下、一刀切的改革方式。這樣也有利于企業在不同的地方之間有可選擇的余地，而企業的選擇有助于地方提升改革的積極性與效率。


     摘自《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