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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田 張松智 作者單位:集美大學政法學院、曲阜師范大學歷史系)
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個成功范例。
它對于20世紀中國學術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完全可以說,如果沒有四大導師以及清華國學院培養出來的大批優秀人才,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可能要改寫。總結清華國學院的成功經驗,能幫助我們很好地審視和檢討當前在學術研究以及對待傳統文化態度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中國文化本位觀的堅定立場
清華國學院立足于中國的本位文化建設——在“大破”的時代“大立”,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清華國學院正式創辦于1925年。其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余續仍感染著全國,“打倒孔家店”的聲音仍不絕于耳。但恰恰在此時,一部分學者認為應當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分析,應當給傳統文化一個客觀的評價。國學院最早的倡導者和一批導師們就認為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否定過火了,認識到時下的重要任務是要重建中國本位文化,尋找中國文化之魂。
實際上,這也是建立國學院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怎樣重建?怎樣尋找?方法只有一途,那就是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學問,尤其是研究中國精深的經史之學。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這是一種了不起的舉措,不看他們的成就,單看他們勇敢地舉起這桿大旗的精神,就是令人敬佩的。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最初在國學院任教的導師多是常年留學國外,他們對西方文化有深切了解,受西方文化影響很深,但他們內心深處中國文化本位論的觀念未曾動搖。僅此一點,也足以證明傳統文化糟粕論的荒謬。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兩點啟示,第一,國學院重在文化和精神的傳承,不能用簡單的純學術研究來概括;第二,它說明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國學的重要性,傳統文化是根本,丟棄傳統文化,對于中國人而言,就是丟了魂魄,而丟了魂魄的人還談得上有什么人文精神可以發揚?
* 清華大學國學智慧與應用高級研修班
今天我們重提振興國學,并紛紛興建國學院之類的機構,實際上是想續清華國學研究院之脈,這是令人高興的事。然而,如果僅把興建國學院作為一種時髦;或是認為興國學就是要念念經而已,那是對國學院這個名字神圣性的褻瀆。就此點來說,今天倡言振興國學的人應該好好研究一下學術史,尤其是20世紀上半期的學術史。
二、學無中西,崇尚理性精神
國學院導師們反對全盤西化,堅持中國文化本位觀,與保守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堅持的是博采中西、中西會通的觀點。這個觀點,至今仍是我們在文化建設和學術研究上的不二法門。
西學與中學的體用問題,是中國近代文化爭論的一大焦點。在這個問題上,清華國學院的幾大導師都深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點的影響。如陳寅恪曾自我剖析:“寅恪平生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彼^“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根據一般人的理解,即是近乎曾國藩到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簡單,陳寅恪與國學院的其他導師們同曾張的區別有兩點:第一,他們堅守“中國文化本位論”,認為這是中國文明所以能自立于世界、中國人所以能產生自信心的根本。梁啟超認為,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祖國的歷史和文明不了解,就根本無法樹立中國人自己的人生觀,而人生觀是社會結合(凝聚)的動力,所以倡言國學,最重要的是了解研究自己祖國的歷史和文化。二是“學無中西”,融和創新。表面上看來,第二點與第一點相矛盾,其實不然。王國維解釋說:“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庇终f:“學問之事,本無中西,彼鰓鰓焉慮二者之不能另立者,真不知世界有學問事者矣!”“異日光大我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标愐〉哪嵌蚊愿侵两褡屛覀兓匚稛o窮:“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我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就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之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也。”不了解第一點,就無法理解為何要成立國學研究院;不了解第二點,則無法理解國學院到底要干什么。以上兩點可知,研究院設立的初衷是立足于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是積極進取而不是泥古守舊,是為了振興中國傳統文化而向西方文化學習,博采眾長,實現重建中國本位文化的目標。
人們習慣上將維護傳統文化者稱為文化保守主義,將批評傳統文化者稱為文化激進主義。很顯然,后者在20世紀絕對占了上風。在對傳統文化的研究上,走偏鋒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遠者如“五四”諸猛將,近者如“醬缸”、“潛規則”一類的發明。但是,在學術史上,此類論點很難立住腳,更難有建設性意見。相比之下,持綜合論如清華國學院諸位學者所提倡的治學路徑與方法,顯然更能經得起考驗。
三、求真務實,尊師重道
求真與致用在學術研究中相輔相成,但在實踐中后者往往處于上風�！皩W以致用”,這句話更是經常招致人們的批評。其實“學以致用”這話并沒有錯,只是我們把它念歪了,用偏了。在今天看來,過分強調致用可能會影響學術研究的客觀性。為此,吳宓在《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中說,研究國學是為了“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也就是學以致用,但他強調致用是有條件的,即與求真必須一致,要致用就要求真,求真是前提,只有求真才能致用。吳宓解釋說:“中國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經濟、文學、哲學)須有通徹之了解,然后今日國計民生,種種重要問題,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如果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不了解,要解決好中國存在的各種問題,顯然是不可能的。國學院的導師們把求真、務實、致用的優良學風貫徹到行動中。首先是自己著述立說,寫下了許多傳世佳作,大多已成為學術經典;其次是教書育人,培養了一大批歷史學、語言學、文字學、考古學等領域的學者,對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產生了極大影響,如果沒有國學研究院,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必定改寫無疑;再次是身體力行,開一代學術新風氣,比如趙元任到各地采集方言,李濟到現場參加考古發掘等,都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清華國學院還有很多優秀傳統,如,“求學”與“做人”并重;兼容并包,尊重個性;等等。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論述了。我們應當繼承這些優秀傳統,并發揚光大,使國學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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