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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風暴肆虐之下，大學畢業生也從當年的“天之驕子”摔落為蕓蕓眾生，為五斗米而四處奔忙。

     【教授本位的反思】

     大學的精神使命應當是由教授來還是學生擔當，歷來頗有爭議。筆者以為大學早已告別了所謂牛津——劍橋貴族模式，學生是大學的精神與價值的體現者。因此，大學應從強調教授本位轉向以學生為中心。

     哈佛法學院就是很好的例子。作為世界法學院中的翹楚，我們很難想象該學院也曾是“野雞學校”的代名詞。1870年以前的哈佛法學院一直是該校的棄兒，總是令學校為之蒙羞。在朗德爾出任院長之前學生�；燠E于校園和酒肆之間。課程沒有體系，教授水平低劣，學生交錢后也很容易畢業。朗德爾從嚴格招生制度入手，推出案例教學法，提高學業標準，嚴進嚴出。但是我們不難想象那時候的哈佛法學院還很難聘請高水平的教授。但是由于學院的管理走上正軌，畢業生在律師事務所等處的表現日益改觀，法學院也聲譽日隆。經過不到20年的努力，哈佛法學院既已躋身一流學府。從中不難看出后來的教授恰恰是畢業生成就的受益者。

     【教學相長的商學院】

     至于那些對實踐能力要求更高的專業領域，教授能夠傳授給學生的內容極為有限。其中以商學院最為典型。西門子、卡內基和摩根等劃時代的商業領袖都不是學校的產物。商業的歷史比商學院更為久遠，企業家是歷史磨礪出來的，而絕對不是教授熏陶出來的。

     也許有人要問，既然商學院的教授對學生的作用不是特別大，為何要建立商學院？筆者以為商學院培養MBA是順應企業科層對于職業經理人的需求。如果沒有商學院，年輕人只能完全憑借個人的經驗積累來提升自我，成長會比較慢。加上很多經理并非商科出身，基礎知識也有待補充。在商學院里教授可以講授一些必要的知識，比如經濟學、會計和金融。這些通常是經營企業的必備知識，盡管很淺顯，但是自學起來成本較高。

     商學院的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功能是為學生提供了相互砥礪的機會。管理技能有很多方面的內容根本無法從課本中學習，教授也無法傳授。比如企業家精神、領導能力、溝通能力和視野等諸多方面教授都無能為力�，F在的主流商學院崇尚研究，教授的管理經驗大多不及學生。如果讓教授告訴學生如何發揮領導力如何令人信服？！事實上，很多講授創業學的教授自己從來沒有創業經驗，只能紙上談兵。

     《哈佛經理學院親歷記》這本書中也有哈佛校友歷數了商學院的官僚習氣。校友質疑作為最成功的商學院，教授們都無法管理好自己的事務，又何以教學生管理企業？

     好在時任哈佛商學院院長麥克阿瑟頗有自知之明。他曾一再強調：“哈佛商學院的成功不是因為學生在學校里學到了什么，而是因為學生畢業后有所作為；校友成功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曾經來哈佛鍍金，而是在于自己的努力。學生來哈佛之前就已經走在成功的道路上了，造就他們的不是學校，而是學生自己”。

     麥克阿瑟院長的話道出了管理教育的精髓：創造機會讓懷有抱負、目光遠大而又精力旺盛的年輕人在一起相互學習，琢磨成器。另外，學生在一起形成的關系網絡對于日后的經營管理又是大有裨益。但是如果我們瀏覽商學院的網頁，不難發現許多學校都在聲稱擁有大師級教授團隊，要培養商業領袖。其實領袖從來都不是學校培養出來的，教授也不可能把廢鐵練成黃金。事實上是學生的資質和努力決定了學校的前途。學�？梢猿扇酥�，卻不該有掠美之意。

     【大師消亡的時代】

     最后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就是大學里還可能有大師嗎？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不得不面對分工的現實。大學里也不例外，學術分工已經是知識傳承的前提。信息和知識的極大豐富卻使得我們每個人變得相對無知。我們已經無法想像達• 芬奇可以在機械設計方面有很深的造詣。社會的發展已經排除了業余科學家可能有像卡文迪許、焦耳和歐姆那樣的成就。就算是教授這樣的職業學術群體也只能在偏狹的領域中耕耘。也許后世不乏有像愛因斯坦和牛頓這樣的天才，但是我們很難設想他們能有那樣廣泛的的建樹。

     面對大學生知識結構日益單一的問題，哈佛曾經提出“核心課程”的理念。此舉固然可以在通識教育階段彌補學生的不足，但是也不可能讓他們在走上研究道路后兼顧多個領域。

     此外，大學教育的大眾化也令大師的產生日趨困難。我們知道大師所擁有的不僅僅是知識、能力和眼界，更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從容。這樣淡定的氣質恰恰是現代大學所難以培養的�，F在的大學可以產出許多學有專長的教授，但是大師的出現卻只能是偶有驚喜，卻難以期待。

     如今，大學的首要職能應當是將為年輕人從權威的陰影中解放出來，為他們創造潛心學習、熱烈討論、教學相長的環境。因為學生才是校園里真正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