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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中的人情味
作者：周業安 出處：《上海證券報》
由功利主義轉化而來的效用概念直接導致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蘊含的人情味逐步消散.
隨著經濟學的不斷進步，經濟學家們也在重新解讀亞當·斯密。最具代表性的如一群行為經濟學家，如阿什拉夫（ Ashraf）等人，在2005年的《經濟展望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亞當·斯密：行為經濟學家》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人們會驚奇地看到，原來現在廣為傳頌的各種經典行為決策案例，在斯密那里早就有了深刻闡述，最具代表性的如損失厭惡、過度自信、公平、自我控制和利他主義等。這些心理現象，目前已經成為經濟學中的成熟話題，并被寫入了最新的教科書。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當然不是簡單地給出人的心理描述，如果要從文字中推測其真實意圖的話，恐怕是他明白，活生生的人擁有復雜的心理特征，而這些心理因素會通過行為來作用于經濟系統，從而影響到經濟系統的演變。要理解這點非常簡單。當某一天美國股市下跌時，人們就會猜測，這會不會影響到A股市場的人氣呢？出于這種擔心，第二天A股市場的投資者為了保住勝利果實，于是先獲利了結。結果，普遍的賣出行為促使股價果然下跌。一條似乎科學的規律就這樣被制造出來了：美國股市下跌，必然導致A股股市下跌！而實際上，研究或者懂一點行為金融的人都明白，這不過是情緒的相互影響而已。
情緒的力量非常巨大，甚至也構成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石。這才是斯密的真正用意。但斯密的真實意圖的確在很長時間內被無意或者有意地掩蓋起來，使得后來者沒有認真去欣賞一個百變斯密的有趣形象。看到這，恐怕有人會覺得筆者似乎一直在抱怨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家一直都在誤解斯密。一些了解經濟學歷史的讀者必然會提出反駁，說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家并沒有放棄心理學。比如，經濟學當中一個最基本概念——效用——就是一個心理學概念。何謂效用？當你在逛商場的時候，看到一件稱心的衣服，趕緊買下來，滿臉都洋溢著幸福的感覺，你肯定覺得買這件衣服特滿足，特值。轉化成經濟學家的語言，就是這件衣服給你帶來正效用了。你越感到滿足，你得到的效用也就越大。為人處世，不就是想多獲得一點快樂么？不就想多一點滿足么？那么經濟學家會嚴肅地說，你不就是想實現效用最大化么？是的，當充滿智慧的邊沁提出“幸福計算”這個天才的設想后，人們突然發現，對一個經濟現象的評價變得異常簡單：征稅好嗎？那要看征稅給老百姓帶來的快樂多點還是痛苦多點，如果是快樂多點，那就是好；如果是痛苦多點，那就是不好。這是典型的邊沁式功利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顯然是很心理的（也就是很主觀的）。
邊沁的這種功利主義的看法，后來就轉化成經濟學當中的效用概念。可見這個效用概念大有來頭。當然，不可否認，邊沁的努力是對斯密的補充，畢竟在斯密那兒，還沒有一個可計算的簡單方法來評價經濟決策的好壞。給定人的心理多樣化，給定人的自由選擇，這個社會能夠自動實現某種秩序。只不過斯密眼中的秩序，與后來人們簡單地用“看不見的手”來搪塞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要理解這個問題，我們來看一個常見的例子就行。李連杰建立了一個壹基金，專門從事社會公益。按照其他經濟學的看法，是這樣一個李連杰：他做公益無非是為了滿足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已，甚至說做好事其實是為了自己的某種私利，比如獲得別人的好評（好的社會聲譽）。而按照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中的觀點，這也是現代行為經濟學的看法，那么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李連杰：他這樣做是因為他本身具有社會偏好！也就是說，其實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潛藏著某種程度的同情和利他動機，所以會適時幫助處于弱勢地位的人。注意，此時做好事，并不是為了自己的滿足，而是因為我們骨子里就想做點好事！
多么不一樣的世界。你說邊沁是天使還是魔鬼？本來人家斯密把人想得好好的，結果邊沁倒好，把所有的選擇都看成可以用于功利計算，都可以按照快樂或痛苦的程度來權衡。結果，斯密筆下富有同情心的人演變成了邊沁筆下精于算計的人。這種轉變，也直接導致了經濟學的轉變。古典政治經濟學當中那種蘊含著的人情味逐步消散，轉而代之的是機器人。這大概可以算邊沁的一大功勞。盡管不全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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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人情味的經濟學>>
程亞文(學者)南方都市報
作為經濟學者的盧周來，所寫的那些經濟學隨筆，按照經濟學家梁小民先生的評價，是“流暢而樸實，娓娓道來，親切可讀”，這也就造就了他的“人氣”。經濟學者的這種“人氣”從何而來？翻著這本剛出的《游戲著經濟學》，我再次感受到其中的奧妙其實并不復雜：在盧周來的筆下，有著非同尋常的對現實世界的“人”的關注——不是“富人”而是“窮人”，不是“上等人”而是“下等人”，這恰恰是在一般經濟學者那里難以見到的。
經濟學一向被看作應當“價值中立”、不宜進行道德判斷的，因為把神和價值的問題高高掛起。一些經濟學者向外兜售的經濟學，“見物不見人”，只有一套套關于效率的說辭，而沒有與具體人、具體生活的關系。“經濟學看問題的方式”是否就一定要以對人的無視為前提，不考慮人的尊嚴、價值與需求嗎？盧周來無疑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在去年“非典”期間對一些事情的思考，就對經濟學中“人不見了”不無質疑。從盧周來書中所提供的一些文本來看，他是不滿意于現代性的這種冷酷的，他要追求的是有人情的經濟學表述。
也還有那么一類經濟學者，他們眼中倒是有“人”的，不過一般平頭百姓，并不在這“人”的行列，他們動輒所言，是“中產階級”，是“精英階層”，是“老板”。盧周來是不屬于這一類經濟學者的。經濟學不是道德判斷，但即使是一位宣稱“經濟學不關心價值判斷”的著名經濟學家，也承認經濟學家必須有價值判斷。一個有著正常智性、能夠進行價值判斷的經濟學家，還會真的無動于衷于每天所見的真實的社會痛苦，對下崗工人的無助、失地農民的悲切、城市民工的受欺毫無感覺？他在這本書里，大部分的文字便是由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說的“碎片化”的底層社會及處在底層的“小人物”們的辛酸命運所引發。
活的現實遠比抽象的理論來得具體而有說服力。對“人”沒有感情、對社會沒有感悟的經濟學家不是好的經濟學家，那樣的經濟學也不是好的經濟學。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經濟學，最終不可逃避要面對的，還是一個“人”的世界，人世間的悲喜苦樂，必須也納入到經濟學(家)的考慮中來。也因為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活的現實上，盧周來對一些流行的經濟學假設與結論，也就有了質疑的知識底氣與道德勇氣。“山城棒棒軍”賣苦力卻不賺錢的經歷告訴他，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在后發國家其實應當改為“比較劣勢理論”才對；而鐵西區無助工人的絕望表情，則讓他深切感受到了“為了什么什么就必須犧牲誰”的經濟學宏論的荒謬與無情；而另外的一些生存場景，則使他痛惡起“腐敗有理”和“腐敗有利”論，還有諸如“私有化有理”論、“管理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論等。我希望盧周來把經濟學的這一種路徑和經濟學家的這一種樣態繼續保持下去，它會使經濟學表現出更豐富的“人”氣，也會使更多的人對這樣的經濟學產生出親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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