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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金融中心-金融城的誘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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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城誘惑
在紐約和倫敦飽受金融危機打擊之際，上海灘急欲高調上位。一份可行性報告
進入現代文明以來，經濟超級大國地位的奠定，無不以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誕生為標志。它們是：18世紀中期的倫敦、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紐約和1980年代的東京。若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承擔定海神針角色的中國，將在21世紀超越美國已成世界共識，那么，下一個會是上海嗎？
全球經濟衰退底部難判的2009年，從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到普通信貸員，都在不斷重復一個話題：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時間是2020年。5月15日舉行的第二屆陸家嘴論壇上，與會人士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探討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可能，以及事無巨細的改革措施。
這并不是中國第一次把上海定位于國際金融中心。事實上，上海的金融夢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一樣長，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國務院就通過了上海建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的長期目標。此后，上海還曾設定了完成這一目標的幾個前提：國內商業銀行管理總部半數進駐上海；非銀行金融機構總部基本集中于上海，大多數跨國金融機構和投資機構中國區總部設在上海。但現在，原計劃打造成亞洲的“華爾街”，外灘已隨著奢侈品牌的進駐，成為全球精品時裝、餐飲、藝術扎堆的“第五大道”。上述宏大的設想也大多并未實現。
在很大程度上，此次如此明確和高規格的表達上海金融夢，有賴于沖破多年來京滬的“非此即彼”矛盾。中國最大的證券交易所、債券市場、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都位于上海；但是，幾乎所有的金融政策、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都出自北京。京滬之間的微妙關系在于，上海想成為紐約，但北京未必甘心只充當華盛頓的角色。
“我們應該爭取國有主要銀行實現雙總部制，將行政總部放在北京，業務集中在上海。”前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史美侖在陸家嘴上的建議實際上隱喻決策者對二者的一個定位。上海最終獲高層支持是市場的選擇。16年來長三角遼闊腹地上，充滿活力的制造業讓上海天然更市場化，而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優勢和百年開阜歷史，也使其具有成為國際大都市的基因。
當然，具體而言，與香港純粹、統一的金管局管理體系相比，上海的劣勢在于監管的復雜性和割裂，“一行三會”的第二總部在上海的建立是否順利，權力下放的力度都是未來制約上海金融中心建設進程的重要因素。
但無論如何，中國一旦決定全力支持上海，巨額的經常項目盈余勢必使世界金融重心向東方傾斜。倫敦和紐約面臨的真正競爭將來自中國，而不是深陷經濟衰退和流感疫情侵襲的東京。
短板
上海正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務實。5月11日上海市政府發布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貫徹<國務院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意見>的實施意見》（下簡稱《實施意見》）。與陸家嘴論壇同日召開的上海市雙中心建設工作會議已據此將每項工作的牽頭單位和責任人一一明確，并有具體的時間節點。
上海金融辦主任方星海向《環球企業家》透露,在上海今年的工作表中,總共統計出80余項具體措施，涵蓋從金融市場體系、金融機構體系、金融產品創新、金融服務體系、金融業對內外開放以及服務環境建設等方面具體內容。在具體《實施意見》計劃當中，包括境外企業到上海發債券和人民幣股票、項目收益債試點、金融衍生產品、金屬和能源期貨；以及上海證券交易所國際板建設和境外企業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但上海需要補足的短板不僅僅是具體產品的創新。以保險業為例，上海40多家保險公司法人機構當中，沒有一家進入世界500強。而紐約、倫敦、東京進入世界500強的保險公司分別有5家、4家和6家；以市值計，中國銀行業已經在世界前5位中占據3位之席，但據科羅思集團首次發布的《上海銀行業市場需求及服務競爭力研究》報告顯示，中國銀行的客戶服務水平僅與10年前的美國銀行業相當。
與香港活躍的創業氣氛相比，上海人以“好員工”而著稱。美國西北大學學者錢怡跟蹤國內大型數據庫研究發現，就衡量企業家精神和企業發展的幾乎所有指標而言，上海本地民營企業不僅落后于浙江和廣東等企業家數量最多的省份，而且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
這實際上是上海主動進行“產業升級”的結果。與2003年以來“上海房子賣給世界”的論調同步，上海主要甲級寫字樓租金曾高達每天每平方米10元人民幣，工業用地價格也高出周邊省份一倍時，大部分制造業企業已經無力承擔。而接單者則是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
“商務成本太高，上海已經不歡迎我們了。”一位在去年搬離上海的汽車配件公司負責人說。去年6月以來有6000家與其類似的企業撤離上海灘。
上海正試圖改善商務和生活的高成本。5月6日，國務院批準上海將南匯區并入浦東區，由此迪士尼樂園項目的落腳地，大小洋山港都落入浦東的范圍內，面積一舉擴大一倍。這讓平均每12天就崛起一幢約30層高的大樓的金融城有了足夠的發展腹地。上海政府還在新浦東建造有配套服務的低成本公寓，以試圖吸引金融專業人士。
“紐約華爾街的金融從業人數大概在40萬左右，而上海到去年年末大概只有十幾萬人。更重要的是專業素質和服務的質量、敬業的態度這些方面還是有很大的差距。我們不得不清醒地來對待我們所要做的功課。”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陸家嘴論壇強調。去年年底，上海政府帶隊的紐約、倫敦金融城的全球招聘之旅已經開始了相關招攬人才工作。但必須承認的是，上海還沒有建立系統的金融人才激勵體系和更適合他們生活的土壤。
“上海現在無庸置疑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一定沒問題，但要成為具有國際化地位的金融中心，還需要一些時間。”摩根大通(中國)副董事長張元浩告訴《環球企業家》。在他看來，高度發達的金融服務業需要有一套更為透明、可預測以及公平的法律體系，這將是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大障礙。而最根本的硬傷在于，一個仍不可自由兌換的人民幣。人民幣資本項下的不開放是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次貸危機中幸免于難的主要原因，可以預見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和人民幣資本賬戶的開放無法一蹴而就。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向《環球企業家》預測，這一難題的解決需要15至20年的時間。
到2020年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這個最后期限現在看來也許還很遙遠，但考慮到倫敦和紐約從雛形到真正成為世界金融的中心，都經歷了200年左右的時間。這是一個巨大的、極富勇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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