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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看待民營老板隨國家領導人出訪
     東方愚

     溫州民營企業家頻頻跟隨國家領導人出訪，已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道亮麗風景線。據悉，包括“最為活躍”的溫州民企在內的滬蘇浙民企，已成為近年來高規格“經貿團”跟隨國家領導人出訪的重要組成部分。按不完全統計，三地出訪企業約占總數的20%－30%之間，這一數量已完全超過了國有企業。（4月11日，《東方早報》）

     　　跟隨領導人出訪不是國有企業的專利。越來越多的產權明晰、績效優異、社會責任意識較強的民營企業獲得了跟隨胡jing濤主席、溫jia寶總理等國家領導人出訪的資格，實際上是社會良性變遷的一種印證，是經濟深入轉軌的一種謀略，我們沒有必要大驚小怪。問題是，是否有個別民企在“紅光”的照耀下會感到不適？

     　　筆者所說的“適”與“不適”，并非指性情上的拘謹與豪放，而是指行為特征上的匹配程度。與其說準允民企隨同出訪有助其海外市場的開拓，不如說民企更看重出訪本身提升企業形象的巨大空間；換句話說，民企隨同領導人出訪在一定程度上等于由政府信用為民企行為做擔保——與領導人在一起的企業肯定是最優秀的嘛。

     　　然而，根據中國貿促會有關人士的說法，遴選隨同國家領導人出訪的企業的標準是“最好與出訪國之間有經貿關系”“出訪人最好能說外語”等。顯而易見，這些標準大都是低層次或說是“意愿型”的，那么，一旦出訪企業將來出現信用危機、資金黑洞等惡性事件，政府形象必定受損，海外企業也必將對中國企業的整體形象產生不好的印象，而這一切卻無法讓昔日出訪的民企去埋單。

     　　如此來看，隨同出訪事件最重要的一環，其實是最初的一個步驟，即決定誰有資格隨同領導人出訪。一方面評定標準有待進一步提高并制度化，另一方面，則應當在激勵的同時制訂相應的制約措施——譬如，如果隨同出訪的企業在三年內出現信用欺詐等行為，將對其實行嚴厲的懲治措施。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出現個別企業出于虛榮而盲目參加出訪的現象發生。

     　　事實上，領導人帶領民企出訪，說到底還是鼓勵民企經濟發展的一種作法。而最有效的鼓勵方法，莫過于對癥下藥。政府部門如果能有效化解民企的行業準入與投融資窘境，遠比高調地遴選幾個企業陪同出訪更湊效；在這一方面，上個世紀70年代韓國政府的作法值得我們借鑒——政府要求國有銀行積極為民企貸款，銀行貸款如果缺乏，政府向國外借款后轉貸給民企，并專門在政府設置一部門為民企代言等，正是系列對癥下藥的扶持措施，使得韓國誕生了現代、三星等一大批世界級的民營企業。

     　　談到民企跟隨國家領導人出訪，筆者不禁想起前一陣引起廣泛爭論的廣東民企高價到中央黨校學習事件，雖然那可以看作是經濟改革大潮中民企話語權的提升的表現，但仍不能排除個別企業純粹的形象宣傳、結交好友等心理。加快政府職能轉型是延展民企創新空間、弘揚企業家精神的動力來源，但也應該謹防民企與自己走的過近——在強烈的紅光照耀下，個別自制力差的民企可能會感到眩暈，這對民企與政府部門來說，都是得不償失的。


     · 隨國家領導人出訪（高訪團）報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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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EDP-高端培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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