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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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言商？》之三觀問題與湘商的使命 |
一，馮（侖）賢達為什么不如潘石屹“偽君子”
2013年11月伍繼延先生的《在商言商？——湘商文化與現代商會》在長沙首發后，一則“馮（侖）賢達不如潘石屹‘偽君子’”的新聞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很多人被這種名人的噱頭吸引住了，或者當作一種娛樂引以為笑談。但在我看來，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人們大力發展市場經濟享有一定的商業繁榮后，最終得到的結論是：任你是什么社會賢達，還是文化賢達，都不如挖空心思不擇手段賺錢的“偽君子”厲害。
“商人”正以前無古人的高姿態站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心。不過，處于中心位置的商人被人們艷羨之余，卻沒有如傳統的士大夫階層“蓋棺定論”地收獲歷史的榮耀，相反——收獲了一大堆“仇富”的情緒。怪哉。
伍繼延先生曾經談到自己從商后的一種疑問：“從商以來，我透過錢眼看到了扭曲的人，而別人透過錢眼看到的也不是我，而是錢。當商人成為社會主流的時候，我不清楚這究竟意味著進步還是墮落。”可見，雖然伍繼延先生本人仍不失為一個成功的商人，但他從一開始就對全民商業行為不自覺地保持一種警惕。所以，伍繼延先生從2003年創辦重慶湖南商會以來，他的行動主線就是推動商會建設、倡導湘商文化，這也是為什么他這本書極少談他的從商經歷，而更多圍繞商會自治建設、商文化展開來寫。
在湖南媒體界，在湘商事業蓬勃發展的這十年間，最引人矚目的事件之一無疑是圍繞“湘商”而展開的系列辯論，比如“湖南人會喂豬、會種田、會打戰、會從政，但不會從商”，“尚須需時日話湘商”、“大話湘商正當時”等等。諸如此類的爭論當然打開了人們的視野，增強了湖南人的“商業自信”，推進了湘商事業的進程云云。但是，在我看來，“湘商”概念的提出，對于從近代以來即以天下為己任、放眼看世界的湖南人來說，他們今天卻有著如此強烈的欲望進行所謂的“商業轉型”，甚至這被當作湖湘文化發展的性命攸關的事情，這反映了一種怎樣的現代歷史的進程？在整個中國的現代進程中有著怎樣的典型意義？而這種世界現代歷史進程的后果，卻最終又落入到了這樣一種怪圈：馮賢達不如“偽君子”。
今人為了**當下的商業熱潮，大打商幫牌，竭力從舊紙堆里挖掘出“十大商幫”的文化歷史。擁有晉商、徽商、潮商光輝歷史的人們自然臉上有光，而在古代“十大商幫”中榜上無名的湖南人遺憾之余，搜索枯腸地從古籍中挖掘材料勾勒出湘商的歷史來。這自然有一定的意義，但是，今人動輒“近代湖湘文化是一種落后的農耕文化”、“農耕文明不如商業文明”，甚至大肆批判“古代重農輕商”，我認為這是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古人，非常偏頗的。至少，眼下迷失在商業泥沼中的國人，還是找不到方向，甚至是變本加厲地墮落下去。
在“自給自足”的古代社會里，生產物質的基礎是農業，是“根本”，舍此之外并沒有其它能夠直接為人們提供基本的吃、住、用的東西；至于古代的“商業”，本身并不直接生產產品，僅僅是在利用自然資源，在天然的農產品、手工產品、礦物質之間進行交換，是一種“商業貿易”，也可以說是一種小商業概念，是對農業的補充，所謂“重農抑商”即是這個原因。如果沒有一種很好的監督方式，古代的商人并不會比今天的商人更加道德高尚，也會牟取暴利而不擇手段，所以古人才把商人當作一種“蠹蟲”，而把商人排在“士農工商”之末。而在今天，商業已成為一種源動力，直接生產各種原創的產品，這恰恰是傳統農業所不及的了。如果說商貿流通只是商業的某一個環節，是一種小商業概念，當下的“商業”是一種大商業概念，是一種全民生產行為，是從生產產品、到進行流通交換、實現價值的全過程。
現代人常常批判農業社會的“自給自足”，但“自給自足”就是落后的嗎？“自給自足”除了說明物產還比較豐富，自然生態平衡外，還包括古人欣賞的“知足常樂”的心態。而在今天所謂的市場全球化時代，人們投入了大商業概念中，固然可以博取更多的物質享樂，但也意味著人類生存風險的增加。今年中國政府的經濟會議罕見地把“糧食安全”放在首位，說明通過商業可能控制他國的糧食安全、或者自己把糧食安全拱手讓給他人，更重要的是，在一個利令智昏、喪心病狂的商業社會里，人們可以犧牲身體健康去追逐利益，而無法擁有“糧食安全”，無法回到那種原始健康的自然社會中去了！人們想過“自給自足”的生活而不可得了。
因而，我認為湖南人完全不必為自己的祖宗不會經商而感到恥辱，不必為沒有一部“近代湘商史”而感到遺憾。在古代，會種田、會讀書、會打戰、會從政，才是最正宗、正經的好事，也是湖南人在歷史上獲得的崇高榮耀。要想讓近代湖南人也會經商，成為一把商業的好手，恰恰是一種畫蛇添足的事情，是現代人的偏見。
二，湘軍領袖如何開啟了中國的近現代工商業文明
《在商言商？——湘商文化與現代商會》是由正在推動湘商文化和商會事業建設的人撰寫的，試圖以一種現在進行時的方式書寫和構建湘商的歷史。書中指出，“湘軍領袖開創了現代湘商的歷史”，指的是湖南人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在鎮壓了太平天國后，搞強國富民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最早的近代工業化進程，也啟迪了人們的工商業理念。鴉片戰爭引發的這場“三千年未有之巨變”，對中國人的命運真可謂性命攸關了，而且一直影響到時下的中國人，是福是禍尚未可知了。
“湘軍領袖開創了現代湘商的歷史”似乎是湖南人說的一句不經意的話，其實暗含玄機。一般認為，鴉片戰爭把中國人卷進了世界歷史的現代進程中。湖南人鎮壓太平天國，開啟洋務運動，在其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所謂“半部近代史是由湖南人寫成”。那么，這句話其實也說明了，湖南人的這種轉型其實也是現代中國的轉型，湖南人面臨的問題也是所有中國人的問題。而湘軍偃旗息兵后，并沒有像傳統的軍人那樣脫掉盔甲衣錦還鄉，重新拿起鋤頭種地，歸隱鄉間，或者是坐享其成地做官僚和戍邊，而是搞起了現代工商業，與世界列強競爭，這其實暗含了現代歷史尤其是當下世界的特征：世界的競爭，已經由過去的軍隊暴力的征戰，變成了沒有硝煙的商業產品和資本的攻城略地。
而且這一關鍵性的線索，可能令崇尚理學（理學某種程度上即是“存天理滅人欲”）、救亡圖存的曾國藩根本想不到，正是它開啟了中國人的生存方式的全新的轉變：由自給自足的、田園詩意的耕讀生活，變成了“奇技**巧”橫行、欲望膨脹、資本控制人類意識的生活方式。如果說最初的洋務運動以及后來的科技商業競爭，滿足了國人的救亡圖存的種族生存需求，但是過度的商業發展（所謂物極必反），已經令國人“欲罷不能”了：商業不但摧毀了禮儀之國的一切道德底線，而且在中華大地上制造了一個奇妙的霧霾的國度，中國人面臨一個更具威脅性的生存問題——環境的污染對人有著更為直接的殺傷力。
當然我這么說，不是把當下中國的問題歸罪到開啟中國近現代化的湖南人。恰恰相反，面對西方的重炮利艦和強勢文化的入侵，湖南人做了最為激烈的反抗和持久的反思，而且，當時的湖南人還是抱著“衛道”（孔孟之道）的姿態來從事他們的事業，只是不知道當下湖南人還是否有這種“衛道”、“殉道”的執著追求。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巨變，生在禮儀之邦的國人，被動卷進了這個世界歷史的叢林法則和競爭進程中，為了“保種圖存”，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學**西方的重炮利艦、科技器物，但二次世界大戰的槍炮嘶殺，令數千萬中國人生靈涂炭（現在看來發動戰爭的人是不是太荒誕可笑？）；經歷各種西方主義的實驗、制度的變革，到頭來造就了一大批裸官、裸商投向西方的懷抱，留下滿目瘡痍的中華大地，以及活在霧霾之下的可悲的國人。誰又能說，當下的中國人就比農耕文明時代的人們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更有方向感？
之所以反復贅述，主要是為了強調兩點：第一，中國人從來不是主動而是極不情愿被動卷入這個歷史進程的，為了參與全球競爭，不得不接受工商業社會的游戲規則，并從此做了各種各樣制度的改革和生活方式的調整，進行了極為矛盾而悲壯的思想掙扎；第二，商業是一把雙刃劍，商業社會是一個悖論社會，只要中國人被卷入這個大染缸，必然要破壞中國固有的文化生態，甚至要摧毀純凈的自然生存環境，古典的詩意的田園景象將不復存在。（古人把技術視作“奇技淫巧”似乎有先見之明。所以，工商業文明真的值得熱烈歌頌嗎？）
三，《在商言商？》之問和文化的回歸
但是，在這個商業征戰的時代，“商”還是不得不開展。首先，“商”是一種手段、工具，就像古代農業也僅僅是一種生存手段，但“商業”絕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更不是我們的生命價值所在，就像物質財富能夠給我們帶來一定的生存保障，但并不能給我們帶來真正的幸福一樣。“商”之外，還有自由的政治生活、高尚的文化藝術乃至宗教的終極信仰等等值得我們追求。其次，“商”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商”，商業的靈魂是什么，商業的倫理何在？近來湖南學者鄭佳明提出“用湘魂武裝湘商，由湘商再鑄湘魂”，即是在追問商業的意義所在，湘商的精神是什么。
我們一般都說，“湘魂”是一種心憂天下的精神，譬如湘商張躍的遠大，長期從事環保節能事業，“以保護生命為信條，從本質上優化人類生活和地球環境”，可謂具有一種心憂天下的湘魂。但是，我們繼續反思，用現代技術來治理空氣、消除霧霾，也僅僅是一種補救措施。如果我們節制自己的物質欲望，根本不通過現代工商業生產制造空氣污染，何來凈化空氣？不制造漫天霧霾，又何來消滅霧霾？（譬如六祖慧能大師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最為徹底的反思，還需要反思我們整個人類的文明，和當下的地球生態。回到中國古老的生存智慧，難道競逐物欲、勞神費心的商業競爭生活，一定比安靜樸實、恬淡寡欲的農耕生活，乃至如老子所說的“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更美好？（三觀的問題了）
《在商言商？——湘商文化與現代商會》這本書，封面上打了一個大“？”，首先是警醒我們需要反思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全民經商、競逐利益的后果，“在商言商”對企業家本是天經地義的，但光是“在商言商”又是不夠的，商人要創造財富享受財富，但是否忽略了自己對社會公益慈善、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對公平正義的政治法治生態、對精神文化重建的責任，商人不可能自外于社會，因為商人掌握了這個社會巨大的財富，他們有能力也更有責任為這個社會創造更大的福利。
其次，中國人被卷進世界歷史進程百有余年了，這個過程是對我們視為落后的農耕文明的摒棄，而對所謂先進的工商業文明的擁抱。這個“工商業文明”的果實，是苦是甜，國人也大抵可以嘗到個什么滋味了。恰恰這個過程，又是對中華固有文化的激進反叛的過程，是中國人原本的生活方式激烈蛻變的過程。過去我們是救亡圖存，不知深淺，不能窺其全貌，就趕進了工商業文明的這趟混水，現在是不是已經到了反思這個過程的時候了？在我看來，這可能也是《在商言商？》的這個“？”的意義所在。
現在地球人都已經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機。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產生偉大文明的東方大地。湯因比曾就說：“人類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回到二千五百年之前，從孔子那里尋找智慧。”其實，盡管還沒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達，中國的儒家、佛家、道家已經從不同角度創造了非常圓滿的生存智慧。儒家歷來奉行有節制的生活，所謂“存天理，滅人欲”，是要克服過度的欲望，過一種中道中庸的生活；佛家講“自性圓滿“、“明心見性”，修心高于一切物質享受；道家盡管發現了許多自然規律，但不會過度開發自然，而是順應自然、“天人合一”，視技術為“奇技淫巧”。
有學者認為，臺灣、日本很好地保留了中華傳統文化，而把他們向西方學**的文明成果，概括為“儒家資本主義”、“儒家憲政”。還有最典型的，就是當下日本的稻盛和夫，他作為一個佛教徒，把佛家的思想貫徹到現代企業的管理和發展中，把佛家的價值信仰置于物質財富的追求之上，從而創造了兩家世界五百強企業，因而我們湖南的學者、原三一副總裁何真臨先生把稻盛和夫稱之為“佛商”。
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因為有上帝的引導和新教倫理的規范，那么東方商業的發展，也必須和傳統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或者是佛家文化結合起來。說到底，文化是“體”，是“道”，恰恰具有永恒的價值；商業是“用”，是“器”，是臨機應變的。商業只是一種手段和工具，必須由背后的文化精神進行節制和引導。如果濫用資本和過度發展商業，現代工商業文明不但不能造福人類，反而成為破壞自然和人類和諧生活的罪魁禍首。
如果說過去湘人開啟了中國近代工商業文明的進程，我也希望湘人能完成對這段歷史進程的總結和反思。在這種反思中，我更希望湘商能夠承載一種全新的使命，這是一種再造湘魂、再造文明的使命，也是“湘商文化”的源起，最終去開創結合中西方文化文明優勢的新歷史進程。
作者簡介：枕戈，原名李新建、青年作家、湖南茶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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