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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拋棄底層，國之不祥；扶助底層，國之大昌！ |
《扶助底層，中國才可避免天下大亂》
文/羅天昊
貧富相安，階層和諧，國之大道。
近日，最高領導人親自主持中央財經小組第十三次會議，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以安天下。
事實上，未來中國最主要的戰略任務，不是交好豪門，也不是安撫中產，而是扶助底層。
從道義上說，改革開放三十年，底層是受惠最小，受損害最大的群體，在一定發展階段，他們忍受和理解了國家的非均衡發展戰略。但是，現在時勢已變，國家初步崛起，財力和物力上，可以兼顧底層。未來需要對底層進行適當補償，這是國家應盡的道義；從現實策略來講，底層占人口大多數，底層安，天下安。中國不是發達國家，階層結構不一樣，中產非主流，底層才是最廣大的多數。
環球同此涼熱。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失落彷徨的中產階層，被時代拋棄的憤怒白人工人階層，將特朗普推向了時代的前臺，貧富分化的加劇，階層裂痕的擴大，已成為全球現象。
扶助底層，大勢所趨。
地獄不空，何以成佛？——“共同富裕”是國家對底層的責任
當下中國貧富分化嚴重，非矯枉過正，不足以扭轉國家大勢。
中國作為窮國，成為產生富人最多的國家，而且財富集中度驚人。2015年中國基尼系數達到0.462，仍然高于國際平均水平，也高于多數發達國家，接近動蕩線。而據《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顯示，中國家庭財產基尼系數從1995年的0.45擴大到2012年的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先富帶動后富，是國家的承諾，亦是改革的既定目標。
最大的問題，在于公平，很多人的財富，并不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而是來自于權力的結盟，來自對法制與商業規則的破壞。
鄧公生前自評一生得失，四六開足矣，鄧小平的“四分不足”在哪里？其最大的未競事業，就在于實現建立在社會公平上的共同富裕。
貧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階層分裂是國家動蕩之因。中國絕不能成為又窮又亂的“潰敗國家”。如何共富是對中國的巨大挑戰。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主義》中，亦提出了以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方式，實現財富的再分配。比如高額遺產稅等。通過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機制，財富產生機制，稍減資本暴利，稍加勞動所得，讓財富惠及更多的人。同時，減少政府所擁有的財富，更多藏富于民。
在國家政策上，亦需要改變以往對于權貴階層的傾斜，未來需要對底層傾斜。尤其是在醫療，保險等領域實現財政托底。當下除體制內的少數人士之外，多數中國人并沒有享受到社會福利，而是背負了“負福利”，部分人擔憂中國陷入希臘式希臘“高福利國家陷阱”，是非常愚蠢的。中國需要從負福利時代，走向適度正福利時代，國家托底，將底層民眾從新三座大山中解放出來。
地藏菩薩云，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同樣，只有中國還有一個吃不飽飯的窮人，國家就有責任。
以底層為基石，是窮國社會結構的獨有特點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能否走出治亂循環，全民關注。階層和諧，是天下安定的第一要素。能否實現階層和諧，使各個階層都滿意，至關重要。
春天的兩會，開的很像是《西游記》里的“安天大會”，國家倡導“新型政商關系”，提出了“親商、安商、富商”三大策略。同時，去年一度傳出“失聯”傳聞的郭廣昌重點出鏡，對于安撫資本，起到重大作用。
而在另外一頭，國家高調倡導要進行扶貧攻堅，表明了對于社會底層的密切關注。兩會上系列的保就業，提高社會基金等系列，均是指向惠及底層。
階層和諧已成共識。關鍵是，在整個國家發展步伐逐步減慢的情況下，發展的成果如何在各個階層分配。
為什么中國的戰略重點是底層，而不是中產階層？這與中國特殊的階層結構有關。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最新的2015年調查數據顯示，中國中產階層成年人口數為2.04億，不到總人口的20%。香港雖普遍富裕程度優于大陸，但是相關學者認為，香港的中產家庭也不過20%～30%。中國財富和階層分布，屬于典型的“金字塔型”。而非橄欖型。
中國的中產階層與歐美發達國家的中產階層不同，這些國家的中產，是真正多數人的階層，而在中國，權貴階層是極端少數，中產是相對少數，底層才是多數。
從合法性和民意基礎而言，國家需要獲得絕大多數人的支持，而在中國這樣一個窮國，中產以及上層，只占不到20%，剩余的80%大眾平民階層，為國家之根基。所謂“發展中國家”，其實是“窮人的國家”的優雅別稱。中國人均收入居全球下游，不可忘記自己仍是一個以窮人為根基的國家。
執政黨當年以工農聯盟起家，后來逐步建立起廣泛的全民聯盟，成為代表各個階層的最廣大民眾利益的政黨，但是，從其本質而言，仍需要以勞動大眾為根基，也就是以第三階層為根基。決不可忘本。
階層的分野，各個國家都有，關鍵是要能自由流動，中國的問題是階層逐步固化，縱向流動日益困難。
既激發第一階層和第二階層的活力，又兼顧第三階層的公平與權益，是未來中國不得不走的一條路。若階層固化，底層長期被漠視，則中國可能成為潰敗國家。長期內亂不止。
伸張底層的民權
相對于在經濟領域“民富”的弱勢，在社會領域，底層在“民權”領域更為弱勢。
著名學者王小魯說，中國形成了一種“新底層階層”，所謂“新底層社會”，包括失地農民、被拆遷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還有因為高房價墜落的“城市中產”、體制外知識分子，加上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失業工人，組成龐大而復雜的底層社會。
在社會管理方面，“新底層階層”被排斥在社會管理事務之外，既得利益階層與中產階層界限模糊，但是與底層界限分明，不希望底層階層分享和參與社會事務的治理，壟斷了中國的國家治權。使“民治”落空。
中國社科院一份名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研究報告表明，父輩具有社會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為干部。在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自變量固定的情況下，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而據調查，二代農民工，其父母幾乎都是農民或農民工，只有極個別曾是鄉鎮干部或鄉村教師醫生等公職人員。
伴隨官二代出現的，就是窮二代，大都市不僅是豪強的樂園，亦是造就蟻族的土壤。代際遺傳逐步加強，曾經被橫掃的“血統論”沉渣泛起。
在知識文化方面，資源亦開始傾斜。
目前，各個大學，來自農村的生源日益減少，北大和清華，來自農村的生源之占15%，城市生源高達85%，而事實上，農業人口與城市人口基本對等。同時，很多官員子女，通過各種特權，獲得加分或者特招機會。在知識經濟時代，擁有知識被賦予了改變命運的使命，但是，在起點上，公平已經嚴重失衡。
最關鍵的是，知識改變命運這一信念本身已經坍塌。
以前，一個貧困的家庭，可能因為一個人考上大學，就實現了鯉魚跳龍門，而現在，大學生就業渠道不暢。，下層階層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成本越來越高，動力越來越小。畢業于武漢大學的的楊元元自殺，畢業于北京大學的陸步軒賣肉，就是對“知識就是力量”最后的絕望。
絕望情緒蔓延整個社會之時，必然影響到年輕一代的未來選擇。尤其是底層和青年。
拋棄底層，必然擁抱動亂。扶助底層，方助國之大昌。
[B]未來，國家要走向良治，必須惠及底層。三個領域，在財富領域，分配更多偏向一線勞動者，同時，進行國家福利托底，解決貧困問題，造就普遍富裕；在社會領域，力求制度安排的公平，給與底層通過努力上升的通道；在權利領域，讓更多享受更多的公民權。
就戰略路徑而言，先扶助底層，保底之后再擴大中產階層，最后造就橄欖型社會，是最明智的選擇。
國家固然需要親商，安商，富商；更需要親民，安民，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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