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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平衡之痛與中國出路 |
2013年5月以來，在內外環境的沖擊下，新興市場國家普遍出現經濟社會動蕩。表面上看，這些事件的起因紛繁錯雜、毫無關系，但實際上，這都是全球從“失衡”（imbalance）加速走向“再平衡”“（rebalance）引發的痛楚。
金融危機前十年，發達國家過度杠桿化、自由化，貨幣政策持續寬松，財政和國際收支維持雙赤字，新興市場享受了由此帶來的外需和外資，形成了出口導向、投資主導、信貸驅動的畸形發展模式。過去五年，結構性調整雖然有所進展，但失衡實際上還在加劇。發達國家祭出超低利率和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使新興市場延續資本流入，貨幣和信貸加速擴張，產能過剩進一步加劇。但進入2013年以來，隨著發達國家的貨幣寬松接近極限，全球“再平衡”的痛苦正加速在新興市場發作。
全球再平衡之痛
第一個痛苦來自貿易再平衡。從發達國家來看，作為主要的兩個逆差經濟體，歐盟和美國的逆差正在加速收窄。2005-2008年間，歐盟和美國每月的合計逆差在800億美元左右，而近三個月這個數字平均僅為300億美元左右。歐盟2-4月甚至史無前例的出現了連續3個月的貿易順差。這不是偶然現象。一方面，發達國家降低負債率導致儲蓄-投資缺口顯著縮小，另一方面，各國內部的貿易保護主義正在重新興起，其中既包括反傾銷稅、反補貼稅這樣的顯性保護主義（visible protectionism），又包括推動本幣貶值這種隱性保護主義（invisible protectionism）。
在這種背景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出口放緩是必然趨勢。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6月中國出口增速從上月的1%進一步滑落至-3.1%，創2010年以來的新低。如果剔除對東盟等新興市場的出口，增長更為疲軟。對歐盟、美國和日本的出口分別下降了8.3%、5.4%和5.1%。從整個新興市場來看，出口形勢也不容樂觀。韓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主要新興經濟體的出口自2013年以來都出現了不同幅度的下滑。
第二個痛苦來自資本再平衡。過去十多年，在發達國家寬松貨幣政策的外部推動（push）和新興市場經濟繁榮的內部拉動（pull）下，資本加速涌入新興市場。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統計，流入新興市場的私人部門資本從2000年的不到2000億美元一路攀升至2012年的1.15萬億美元。但近幾個月來，由于美聯儲退出QE預期升溫，再加上新興市場經濟持續減速，國際資本正在加快從新興市場回流發達市場的“再平衡”步伐。
根據EPFR的統計，進入6月以來，新興市場股票型基金正在以2011年以來最快的速度流出，新興市場債券型基金一年多來也首次出現單周資金流出的情況。中國對此感受更為明顯，1-4月金融機構外匯占款平均新增3774億元，而5月份卻驟降至669億元。
資本流動的再平衡直接引發了新興市場資產價格的再平衡。從外匯市場來看，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對美元顯著貶值，其中南非、巴西等國貨幣5月以來的貶值幅度已超過5%。從股票市場來看，泰國、巴西等國股市已較前期高點下跌了15%以上，印尼、韓國、墨西哥等國家股市也顯著下跌。從債券市場來看，新興市場國債也遭到拋售，國債收益率結束之前的連續下行態勢，顯著回升。對中國來說，這種感受更為明顯。EPFR的數據顯示，在過去三個月的大部分時間里，全球的基金經理們都選擇從中國股市撤資，同期A股的跌幅接近20%。未來，無論美聯儲什么時候退出QE，全球流動性的緊縮已是寫好的劇本。屆時，全球資本配置和資產價格的再平衡將給新興市場帶來更多的痛苦。
第三個痛苦來自經濟再平衡。全球的貿易和資本再平衡必然會導致全球經濟基本面的再平衡。具體來說，發達國家體現出更強的內生增長動力，而新興市場則在發達國家逆差修正和資本回流的過程中遭遇結構性減速。
從長周期來看，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速之差正在逐步縮小。根據IMF最新公布的數據，2012年，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之間的增速差已經從2011年的4.5大幅收窄至3.7個百分點，預計2014年這個差距將進一步縮小至3.3個百分點。
從短周期來看，近期全球PMI走勢呈現出明顯的發達國家向上、新興市場向下的趨勢。近幾個月來，發達國家整體上已經從萎縮逐步重回擴張通道，近三個月的PMI平均值從47.1大幅攀升至50.8，而新興市場自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周期性復蘇已接近尾聲，PMI平均值已從2月的52.3連續降至6月的50.1，未來幾個月可能會重回收縮通道。
第四個痛苦來自社會再平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永恒不變的邏輯。新興市場的結構性減速正在使各國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日益激化，新一輪“阿拉伯之春”正蠢蠢欲動，而且范圍可能更加廣泛、影響也更為深遠。
近期，巴西因為抗議公交車漲價引發多個城市騷亂，土耳其因為抗議政府取消公園開發案爆發騷亂，南非從去年以來就一直飽受礦工騷亂之苦，埃及的穆爾西政府組建一年便宣告倒臺，未來阿拉伯世界的動亂可能繼續升級……一系列亂象已經為各國的決策者敲響了警鐘。不管是巴西的公交車漲價，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公園開發，都不是危機的根源。從根本上說，這一波動蕩是經濟連續放緩導致長期以來的社會和政治矛盾集中爆發的結果。
挑戰與機遇并存
面對全球再平衡的大趨勢，如果新興市場繼續走過去十年的老路，最終結果必將是出口和經濟增長放緩、資產價格修正，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爆發新一波金融危機，社會和政治動蕩也在所難免。而如果結構性改革能取得突破，供給面改善，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增強，新興市場不僅可以擺脫再平衡的痛苦，甚至可能重現全球化黃金時期的輝煌。就中國來說，我們仍擁有相對有力的改革抓手：
第一個抓手是新型城鎮化，借此可以解決需求不足問題，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斯蒂格利茨曾將中國的城鎮化和美國的新技術革命稱為21世紀影響人類的兩件大事。按照官方統計的數字，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為52.6%，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顯著低于金磚國家63%的平均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數字統計的是常住人口，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沒有城鎮戶籍，可能導致城鎮化高估15個百分點左右。未來的新型城鎮化若能真正堅持以人為本，為更多的人享受城市服務創造條件。
第二個抓手是新型市場化，借此可以解決供給低效問題，增強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中國現在的經濟減速已經不是簡單的周期現象，而是長期性的結構減速，其根源是潛在增長中樞不斷下移。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從需求面入手，更重要的是通過市場化改革更加有效的配置資源，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為此，必須進一步減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預，簡政放權。正如里根所說，政府很多時候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第三個抓手是新型全球化，借此可以緩解外部風險，增強經濟運行的穩定性。中國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而內，而不是由內而外。這導致中國只能被動的適應全球化，而不是主動的讓全球化更適合自己。金融危機之前，全球化正處于繁榮的黃金時期，中國的被動不是大問題，但未來，全球化已經進入一段充滿挑戰的黑鐵時代。中國必須改變被動的韜光養晦策略，學會利用和改造國際規則，通過國際合作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這是由大國向強國轉變的必經之路。就此來說，上海自貿區和中瑞自貿區建設都是十分積極的信號。
全球再平衡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只要牢牢抓住改革的抓手，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中國仍有可能在下一輪全球化中占據先機。
（注：中國民生證券 管清友 , 朱振鑫。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系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宏觀經濟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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