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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思維與“老板”思維

     據報道：合肥市市長郭萬清作為東道主和首位發言人，在《徽商論壇》上所作的開場白新穎奇趣、富有感召力：“如果把政府比作一個有限責任公司，我就是這個公司的總經理。我要像商人那樣推銷自己的城市，來經營城市。”

     誠然，不排除這番話有其特定的“語境”，或者，市長大人是一位極具幽默感的人。但即使筆者同樣帶著“幽默”的眼光，似乎也無法認同市長把政府看出是有限責任公司、把自己看成是公司總經理。筆者無法認同的不是比喻，而是該比喻所透視出的一種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更不能認同的，則是媒體對郭市長“中國政府官員推動新經濟的新形象”的贊譽。

     近些年，“經營城市”的理念以及做法十分流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黨政官員有意、無意中把自己當成了如企業“老板”那樣的城市經營者。其實，稱呼領導干部為“老板”的現象在一些黨政機關早已司空見慣，為此，今年“兩會”期間有代表提出過尖銳的批評。無論是接受部下、外界對自己的“老板”稱謂，還是從內心深處崇尚、向往當“老板”的風光和愜意，都說明某些黨政官員尤其是“一把手”其心理角色已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變化，而角色變化必然導致思維方式的改變。

     　　官員與“老板”畢竟有著太大的不同、太多的不同。假如官員以“老板思維”指導、左右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其后果是不堪想象的。縱觀當今群眾對政府、對官員產生不滿的種種問題和現象，大都與黨政領導角色定位的偏差和思維方式的偏差有著直接的聯系。

     　　不妨粗淺分析一下“老板思維”的某些特點，以及官員一旦尊奉“老板思維”所可能帶來的危害和弊病。

     　　“英雄主義”思維：當今時代，企業家是企業和社會最大的財富。雖然沒有人公開宣揚“企業家英雄主義”，但不可否認，激烈乃至殘酷的市場競爭確實也是一個打造企業家英雄的“戰場”。無論“進”與“退”，“老板”對于企業命運都承擔著很重的責任，而一個缺乏拼死一搏膽量的“老板”，不可能成為市場競爭的勝者和英雄。黨政官員則不同，首先是他所領導的某個城市、地區與一個具體的企業不同。沒有長生不老的企業，曇花一現者亦不鮮見，而一個城市、地區卻是相對穩態的結構；不排除黨政官員個人對該城市、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起著某種推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但假如這個城市和地區的全體人民象企業職工那樣把自己的前途、命運全部寄托在企業家、“老板”身上，其結果是相當可怕的。在地方黨政領導的思維中，更多需要的是黨性、理性、依法行政、服務等等，而不是如企業家、“老板”那般的個人英雄主義。

     　　“利潤最大化”思維：任何一個企業，都會把“利潤最大化”作為首要追求和核心目標，這是由企業性質以及生存發展規律決定的。企業管理、市場決策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經營管理哲學、價值觀、制度、文化等等，都不會離開“利潤”二字。不重視賺錢、不會賺錢的老板不可能受到企業職工的擁戴，不可能成為一個出色的企業家。而官員尤其是黨政領導則不同：首先，一個城市并不能被視為一個利潤中心，評價一個城市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評價一級政府的業績和工作，比評價一個企業顯然要復雜得多，且價值判斷標準、評價體系的內涵不可能相同；其次，對于政府工作以及黨政官員個人評價，企業、百姓最有鑒別力和發言權，因為他們對一個城市的投資環境、法律環境、人文環境、生活環境等等有著最深切的體驗和感受。黨政官員最需要的不是“賺錢”思維或“財政收入”思維，而是真心關注、努力改善市民生存狀態的“民本”思維。

     　　“資源配置優化”思維：說到底，企業是一種把各種要素進行有效配置、形成生產力并賺取利潤的經濟組織。無論資金、設備、技術、員工、銷售網絡等等，都是一種要素。隨著市場的變化，企業所有資源要素都處在被不斷調整、組合的狀態之中，作為“老板”，對資源組合有著絕對的決定權。而且，資源組合以及內部經營體制的改革每每會傷及部分企業成員的利益，例如某個產品下馬、某車間或分廠撤并等等，但在“老板”思維和價值目標中，“效率”永遠會優先于“公平”。也許正因如此，當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才常常需要法律支援和政府的監管、協調。試想，一個市長能象企業老板那樣對該城市和地區的各種資源（某些弱勢群體的切身利益有時也是一種城市資源）擁有完全的、絕對的處置權么？可見，市長公開言稱象商人那樣推銷自己的城市，是言之不妥的，因為一個城市包括的資源要素和利益關系實在太復雜，不能任由市長想怎么處置就怎么處置、想怎么推銷就怎么推銷么？由此聯想到近期城市拆遷所誘發的種種問題，也許正是當地政府太尊奉企業“老板”才適合有的“資源配置優化”思維，而忽視了“配置”過程中對某些市民嚴重的利益損害，才演繹出人命案悲劇和種種市民與政府的矛盾。

     　　“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廉價政府”以及“依法行政”等等，是近期出現頻率十分高的字眼，也是公民的一種共同企盼。然而，權力可帶來利益的道理畢竟太淺顯，放棄權力往往就等于放棄利益，所以，理論上的明確不見得能改變價值取向、思維方式的修正。筆者甚至這么分析：某些地方黨政機關大力之所以鼓吹并付諸行動于“經營城市”，某些官員之所以如此熱衷于土地批租、招商引資，正是希望永遠留住某些權力。

     稿件來源：人民網 (劉以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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