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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視西方文明是一種頑固的傲慢態度


     摘要：長期以來妨礙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大弊病，就是在西方先進文明面前頑固的輕視的傲慢態度。“全盤西化”在中國根本沒有過，是個偽命題。高校和研究機構西學學科設置的薄弱，只重民主、科學，不諳基督教文明，暴露出我們對西方文明的了解極其有限且相當膚淺，充滿著片面的理解和闡釋。如果我們想獲得實實在在的自尊和自信，需要謙卑地學習西方文化。
     *** 相關課程《北京大學‘西學經典與商業智慧’高級課程》


     一、輕視西方文明是個老毛病


     在很多方面，中華民族正處在有史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2007年11月我在美國訪問的時候，一位美國教授對我說，“如果中國能夠按照現在的樣子平穩發展50年，其結果一定會是非常可喜的。”問題是，在當前和未來的發展中，我們需要克服和改正的毛病是什么。現在回頭看胡適當年說的五大社會弊病：“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再回憶一下他試圖辨析“全盤西化”和“充分世界化”的苦心，我不知道大家會是什么樣的心情。如果我們冷靜觀察和評估一下我們對西方文明、對西方社會的了解和把握情況，會發現：長期以來妨礙我們進步的第六種社會弊病，就是我們在西方先進文明面前頑固的傲慢態度。可能因為這是一個老毛病了，我覺得并沒有很多人意識到我們有輕視西方文明的問題。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大家很輕易地就擔憂西化和過度接受西方的影響，動不動就擔憂民族文化被忽視，甚至試圖推動國學熱和復興傳統文化。我想，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在國學以及它所代表的價值觀念體系的頂端，應該是秦始皇和其他的封建帝王吧？我不知道，現在大家是否還在讀魯迅的《狂人日記》，是否還記得魯迅的悲憤：將滿篇的“仁義道德”看作是“吃人”兩個字。當然，國學里面是有很多值得繼承的積極成分的，但是，對作為一個文化和思想體系的國學，我們是否應該用批評的眼光來看呢？我想，我們總還不至于將巴金在《家》、《春》、《秋》里面對封建道德所表現的批判精神，都看作是無病呻吟吧。國學里面難道不是充斥著封建道德嗎？我們不會突然都得了集體的失憶癥吧？


     二、對西方文明的輕慢：以西學學科設置為例


     現實中，我們對西方文明的態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我們的周圍布滿了西方的文化和知識：都市里到處都是好萊塢的電影廣告和麥當勞的巨大M字樣，西方的企業和管理知識也在幫助我們發展繁榮的經濟和貿易。然而，我們對西方文明的了解極其有限且相當膚淺。作為一個研究和講授西方歷史的學者，我切身地體會到即使在西學知識相對最豐富、對西方的了解相對最多的中國高校和研究機構中，也存在著對西方的輕視，其突出表現在對西學研究學科設置的極不平衡上。以歷史學科里的外國歷史為例，在歐美、俄羅斯、日本、韓國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從事外國歷史研究的人員一般都在50%以上，而我們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通常只有30%左右甚至更少。為什么我們從事外國歷史研究的人員比例大大低于其他國家的平均水平？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談到，從學科設置上講，我們的西學研究還遠遠沒有到達成熟的階段。還是舉胡適先生為例，胡適先生以及其他許多早年留學西洋的優秀學者，幾乎全部在歸國以后從事國學的研究，而且他們在留學期間學習的通常也主要是漢學。盡管在學術方法上，他們傳播了西方的傳統，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建設起系統的西學研究學科體系。有些學者在留學期間學習歐美歷史，可是歸國以后卻轉向中國歷史研究。甚至在今天的香港和臺灣，這一現象仍然是常見的。如果我的印象沒有錯的話，提倡“全盤西化”的胡適先生寫過若干介紹西方哲學的文章,但是他的主要學術貢獻還是在國學領域。在學術歷史上，我不記得胡適先生曾經刻意組織過西方文學、歷史或者哲學的研究工作，也不記得他曾經著力組織派遣研究西學的留學生。也許胡適的時代有點遠了，但即使在最近的30年中，在哈佛-燕京學社所資助的美中人文學科學術交流活動中，中方選派赴美的相當一部分學者也都是國學研究者。這些現象所能說明的究竟是什么？難道不是我們在西方文明面前表現出來的一種輕慢態度嗎？

     不錯，在建國以后，我們確實在學科設置上已經大大推進了外國歷史和西學的研究，在北大、南開、武大和復旦等主要的大學創辦了世界歷史專業，當然還有外國哲學等。但由于外國歷史覆蓋了世界上眾多國家的漫長歷史，“世界歷史”這一模糊的專業設置現在已經成為影響專業研究和教學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其原因很簡單，以國內的外國語言和文學相比較，就會有所發現：比如法語、德語和日語是作為三個專業來處理的，原因是三者之間在教學和研究上沒有太多的共性，事實上我們也從來沒有所謂的“世界語言和文學專業”。照理，外國歷史研究應該與外國語言和文學研究相似，比如，研究古希臘羅馬史、德國史和日本史，不僅需要給予學生對應的高級語言訓練，而且需要單獨的師資隊伍，在國外也通常組織在單獨的院系，比如古典學系和歐洲研究系等。而我們的“世界歷史專業”設置，將眾多國別的外國歷史研究等同于一個中國歷史專業，而且囊括世界各國歷史的“世界歷史專業”的教師人數通常少于甚至大大少于中國歷史專業的教師人數。

     很難想象，一個德國史或者日本史的研究者對德語或者日語的掌握程度可以低于德國或者日本語言文學研究者的水平。可是在現實中，德語系和日語系的學生有四年系統的語言訓練以及文學研究的訓練，而歷史系世界歷史專業的學生接受相關外語訓練的條件就太可憐了。以北京大學為例，歷史系世界史專業的學生是絕對不允許旁聽外語系專業課程的，而對他們開放的公共外語課程遠遠不能滿足從事外國歷史研究的需要，在一般情況下，至多是中級程度閱讀能力的訓練。我在這里提醒大家注意的一個例外是，我覺得從傳統上看，我們比較成功的西學學科是外國語言和文學，起碼在這些學科，學生和學者都意識到在語言學習上來不得半點馬虎。我所希望的是，外國語學院，特別是北大的外國語學院，能夠承擔自己不容推卸的責任，對外國歷史等學科的學生和研究生進行高級水平的語言訓練，不要找借口將他們拒之門外。
     那么，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西學學科設置？我們應該組建國外常見的地區研究中心，將針對某一區域的語言、歷史、政治等問題的研究集中在一個院系，在這方面，哈佛大學以及其他美國著名高校的東亞研究系就是很好的范例。我們所急迫需要做的是：組建具備招生、教學和研究綜合功能的美國研究系和歐洲研究系，切實加強對西方的研究，若能這樣做，語言訓練和專業研究能力的培養將得到有機的結合。為什么像這些本來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長期以來卻沒有得到實施？究其根本的原因，是我們對西方文明的傲慢，輕視外國問題和外國歷史研究只是這種態度的一個縮影。道理并不深奧，我們能想象得出國內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機構和學者會允許自己的學生沒有條件系統地學習文言文嗎？



     三、對西方文明輕慢的代價：以基督教研究為例


     在檢討了我們對待西方文明的傲慢態度以后，所謂“全盤西化”的問題就成了一個偽命題，成了一種幻象，成了我們長期以來拒絕認真學習西方文明的一個莫名其妙的借口：既然我們從來沒有透徹了解和把握西方文明，那“西化”又是從何談起的！我自己在北京大學學習和工作多年，“科學”和“民主”這兩個名詞時時回旋在腦海里。但是我也多年從事西方歷史和宗教的研究，感覺我們需要學習和借鑒的西方經驗，遠遠不止是科學和民主。“五四運動”中的文化人包括胡適先生都是科學與民主的鼓吹者，但他們同時也誤導了中國的民眾：西方文明的精神因素，比如基督教，就很少得到那個時代的文人和學者的重視。我在這里不是想談論宗教信仰本身的傳播，而是想指出：西方基督教所包含的倫理道德和社會經濟學說，實在是和科學與民主同樣重要的價值觀念。基督教的社會公平思想、反戰和平思想，都是西方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能夠克服激烈社會矛盾以及由戰爭走向和平的重要精神資源。借鑒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在于：當我們面臨切實的問題和尋求妥當的解決辦法時，憑空想象是很難提供答案的。比如，長期以來，在我們的企業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心中，“溫飽”是決定勞工工資的關鍵標準，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是天經地義的。同樣，在我們的許多法學家看來，新《勞動合同法》關于最低工資的苛刻規定，就是改善勞工待遇的規定。而實際上，西方基督教的社會學說自從19世紀末以來就強調，“公平工資”必須包括三個要素：足夠支持工人自己及其家庭（不僅僅是工人自己）；足夠使他們過有尊嚴的生活（不僅僅是“溫飽”）；足夠使他們有積蓄和應付疾病、工傷和養老的需要。設想，如果我們不是輕慢西方文明，不是片面地理解和闡釋西方文明，而是更全面更細致地研究包括基督教在內的西方文明，并很好地學習和借鑒其觀念及經驗，那么，很多彎路和過失也許就可以避免，很多改革的陣痛也許就可以減輕。這里所舉的“公平工資”的例子證明，對西方文明的輕慢并不利于我們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為這種輕慢和傲慢，我們過去已經付出了代價，現在和將來也會付出代價。

     我希望，當我們以后驕傲地高喊“科學”與“民主”的時候，能夠記得：胡適先生和他的同仁所教給我們的，是一門殘缺的西方文明課程。我們應該謙卑地學習西方文化，因為只有在謙卑的學習態度之上，我們才能夠獲得實實在在的自尊、實實在在的自信。

     *** 相關課程《北京大學‘西學經典與商業智慧’高級課程》

     （作者彭小瑜：北京大學歷史系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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