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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兩個決不會”思想與現階段我國的所有制改革

     張軍擴

     　　在認真總結了1848年歐洲革命的經驗和教訓之后，馬克思糾正了以前對資本主義將滅亡和社會主義行將勝利的過于樂觀的估計，并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明確提出了“兩個決不會”的思想：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認真學習和深刻領會這一重要思想，對于深化現階段我國的所有制改革，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一、“兩個決不會”思想是對“兩個必然”思想的發展和補充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及其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了“兩個必然”的結論，即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同時，他們又根據當時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狀況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情況，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現象，認為當時的生產力發展已經到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能容納的地步，無產階級革命很快就會在歐洲各國發生。但后來的情況表明，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判斷是不符合實際的。
     　　現在看來，19世紀40年代，資本主義實際上正處于其向上發展的初期階段，在這個時期，雖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十分尖銳的矛盾，但許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初期的特殊現象，并非在資本主義的架構內不可協調解決，更不能說明資本主義已經到了滅亡的邊緣。通過適當的政策調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能夠繼續容納生產力的發展，而且能夠繼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是看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調整的余地及促進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實際，馬克思恩格斯開始糾正以前的過于樂觀的估計。他們指出：“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正以在資產階級關系范圍內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還談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此后，馬克思又進一步將其總結為“兩個決不會”的思想。“兩個決不會”是對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勝利過程認識上的又一個重要論斷，是對“兩個必然”思想的發展和補充，并與“兩個必然”思想一起，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理論。
     　　
     　　二、“兩個決不會”與經濟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
     　　
     　　按照“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的思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將首先發生在歐洲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但后來的實踐演進卻與馬克思所預言的情況恰恰相反。一方面，經濟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喪鐘不僅沒有敲響，反而出現了長期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相對落后的國家，卻通過暴力革命實現了生產關系的變革，并普遍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僅如此，更加令人深思的是，一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經常不斷的政策調整，不僅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大大緩和了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至今也看不出將要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跡象。而另一方面，上世紀90年代以后，以蘇東劇變為標志，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卻遭受了嚴重的失敗。那么應當如何正確認識這些看似十分矛盾的現象呢？對此可以從兩個方面分析。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的情況看，馬克思恩格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分析出發所做出的“兩個必然”的結論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但對資本主義什么時候滅亡、社會主義什么時候勝利以及通過什么方式（暴力革命還是和平演進）取得勝利的分析卻帶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其結論也不符合實際。其理論缺陷在于沒有充分認識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基本矛盾的特殊性，而是將其一般化、普遍化，因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政策調整緩和矛盾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余地估計不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歷程和現實，從實踐方面充分驗證了“兩個決不會”中的第一個“決不會”（“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的正確性。從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衰來看，第一，顯然，這些國家所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既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力已經高度發達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不能容納，也不是因為新社會的細胞在舊社會的胎胞里已經充分發育到成熟，而是由于各國面臨的其他各種國內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民族、歷史等多種因素（“多種因素論”）。這說明，這些國家的革命，雖然叫做社會主義革命，但就其動因和要解決的問題而言，并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典型意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二，盡管不是典型意義的社會主義革命，但在一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下（“薄弱環節論”），通過暴力手段也可以強制實現生產關系的變革，即在生產力十分落后的基礎上強制推行馬克思恩格斯依據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達情況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要求所提出的新型生產關系。第三，強制進行生產關系變革的結果，使得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水平嚴重脫節，加之不能根據生產力發展實際要求進行及時調整，使得這種變革不僅對生產力的發展沒有起到推動作用，反而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受到了經濟規律的懲罰，并最終導致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和生產關系的回歸。因此，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從興起到失敗的實踐歷程，不僅與“兩個決不會”的思想不相矛盾，恰恰從反面說明了這一思想的正確性。
     　　
     　　三、“兩個決不會”與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顯然也不是在中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尖銳化的基礎上出現的。早在全國解放以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分析認為，盡管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取得勝利的，但由于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十分落后，革命勝利后馬上實行對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改造條件并不成熟。因此，在奪取政權以后，應當有一個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應當通過鼓勵和扶持民族資本的發展，提高生產力水平，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后狀況。應當說，這是一個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但遺憾的是，全國解放以后，這一設想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僅僅經過了十分短暫的經濟恢復時期，就開始了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并仿照蘇聯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其中的原因既有國際反華勢力對我封鎖、威脅的客觀因素，也有思想上“左”傾錯誤的主觀因素。客觀地看，在建國初期，這種體制對于集中全國財力進行經濟建設曾經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于生產關系長期嚴重脫離生產力發展的實際，因此從長期總體來看，是制約和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加上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到了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末期，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正是在這種危急時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進程，逐步調整了那些不切實際的、“超前”的生產關系，鼓勵和扶持包括私有制經濟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改革公有制實現形式，擯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生產關系的調整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黨的十三大又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這不僅是對“兩個決不會”思想的自覺運用，也是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豐富和發展。
     　　
     　　四、“兩個決不會”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本質規定
     　　
     　　那么應當如何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本質規定呢？
     　　根據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對未來社會本質規定的論述主要有兩點：
     　　一是從科學社會主義根本目的出發的論述，認為未來社會的本質規定是實現人的全面和自由發展。那么什么是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根據恩格斯的概括，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1.“社會的每個成員都能完全自由的發展和發揮他們的才能和力量。”2.“人終于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怎樣才能實現這樣的社會呢？其最根本的條件是生產力的徹底解放、極大發展和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可見，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未來社會，是一個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充滿人性的、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二是從實現根本目的的手段或途徑出發的論述，認為未來的社會制度同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這是因為，根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分析，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會造成階級對立和階級壓迫，造成社會的不和諧，也將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因此，要徹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人的全面和自由發展，就必須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或公有制。
     　　顯然，恩格斯所講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指的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為進一步解放生產力而建立的社會制度與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區別。而對于建立在比較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的、處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需要實行什么樣的制度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種制度與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區別是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也不可能給出明確的預言和論述，而是需要后來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實踐的需要進行探索和創新。
     　　根據馬克思“兩個決不會”思想以及前文對國際國內正反兩個方面實踐經驗的分析和總結，在生產力水平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需要大力鼓勵和扶持包括私有制經濟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還不可能真正全面實現“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如果硬要強制實行，只能對生產力造成破壞，并最終導致生產關系的回歸。換句話說，以生產力比較落后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同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還不可能是“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那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本質規定應當是什么呢？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社會主義最本質的規定，應當是其根本目的，而不應當是其手段或途徑。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這一根本目的不論是對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還是對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言，都是一樣的和不變的，至于其他規定，包括所有制和生產方式等，都是手段和途徑問題，都是為根本目的服務的，而且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生產力水平和不同的發展階段，其需要也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已經高度發達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難以容納的時候，“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需要；而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繼續鼓勵和支持包括私有制在內的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發展，也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需要。雖然二者在所有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是在為社會主義最終目標的實現增磚添瓦，都具有促進社會進步的積極意義。
     　　總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本質規定及其與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不應當也不可能是其所有制的形式，而應當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領導階級和政權性質不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在無產階級政黨即共產黨領導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現存資本主義制度則是在資產階級政黨領導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二是其根本目的和最終理想不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目的和最終理想，是為實現共同富裕、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目標奠定物質基礎和創造條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則是為了緩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最終是為完善和鞏固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
     　　
     　　五、所有制與社會制度性質、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實踐經驗
     　　
     　　長期以來，人民習慣于把公有制（尤其是國有制）比重的高低看作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的事情，甚至看作是決定共產黨領導權合法地位的事情，從而嚴重束縛了我國所有制改革的進程。現在看來，這種認識是似是而非的。以上的分析主要是依據馬克思“兩個決不會”思想從理論上說明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及由此決定的生產方式不應當也不可能成為決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區別。而從實踐的經驗來看，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
     　　第一，公有制比重的高低不是社會性質的決定因素。“二戰”以后，法國國有經濟的比重曾高達98%。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英國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占全國總資產的比重還達到40%，法國達到38%。另外，北歐諸國、澳大利亞、意大利、新加坡、印度等國的國有經濟比重也都很大。顯然，我們不能由此認定這些國家都是或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至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是這樣。改革以來，隨著生產關系的調整，特別是隨著其他所有制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國國有經濟的比重也在逐步下降，截止到2004年，即使按國有及國有控股的口徑計算，國有工業在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中的比重，也只有42%。但誰又能夠否認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呢？因此，公有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的比重，顯然不是社會性質的決定因素。
     　　第二，國有經濟比重的高低，也不是保證共產黨執政地位和政權合法性的決定因素。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共產黨失去政權的時候，國有經濟的比重都大大高于我國。比如，據統計，1990年蘇聯國有經濟成分在就業人數、產值、固定生產基金中的比重分別占全國的767%、827%、889%。但如此高的國有經濟比重并沒有能夠保證蘇共的執政地位。相反，在國際風云變幻和社會主義紛紛失敗的情況下，社會主義中國之所以能夠紅旗不倒，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贏得全國人民的擁戴，根本的因素也不在于我們發展了多少國有企業，不在于國有經濟保持了多大的比重，而在于我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通過實行改革開放，發展了國民經濟，提高了綜合國力，改善了人民生活。這才是我們應當真正認真總結和吸取的經驗和教訓。
     　　（原載《理論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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