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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國際地位大大提升，中國領導人的外事活動頻繁。如果在各大機場統計一下搭載了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客機與專機，估計平均不到十分鐘就有一架騰空而起。表面上看，這無疑是中國外交的黃金時代。然而，這只不過是表面而已。我感覺到，在熱鬧的表面之下，中國的外交一直沒有擺脫困境，而這種困境，遲早會演變成危機。
     　　
     　　
     　　　　我就從中國領導人出訪中觀察到的三個現象說起。第一個現象我想大家也都留意到了：中國領導人出訪時飛機里都裝滿了工商界人士。每一次大的出訪，最重要的活動一定是簽署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貿易合同，一位西方政界人士告訴我，出訪的中國領導人給他的印象是一位商業代表團的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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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西方領導人來訪中國的時候，也會入鄉隨俗，帶來許多資本家。可是大家注意到沒有，西方領導人之間互訪，就很少帶那么多商人隨行了。做生意是生意人的事，沒必要都由國家領導人來主持，西方領導人跑到一起去的時候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在政治、軍事與人文方面交換意見，或者共同探討國際上的某個熱點問題的解決之道。
     　　
     　　
     　　　　第二個現象也很明顯。中國領導人雖然帶了那么多生意人同行，但他們并不“在商言商”。他們每次出訪，都伸出了擴大交流與合作的橄欖枝――強調的不是工商業領域，而是政治、文化、人文甚至軍事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這說明中國的領導人很清醒，他們看到了中國外交的困境：貪婪的西方人是不會拒絕口袋滿滿的商人的，更不會拒絕乘坐專機過來的官員與商人（或者“官商”），同中國做生意，何樂而不為？可大家想一下，這些年來，中國同世界，尤其是與西方大國之間，在政治、軍事、人文這些層面的關系又如何？
     　　
     　　
     　　　　恕我直言：進步不但不大，有些方面甚至退步了。西方國家之間不是沒有貿易摩擦，但領導人到一起后很少談貿易，更多的是談“政治”，要知道，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最牢靠的不是“生意關系”，而是“政治關系”。中國目前與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的關系，幾乎都是維系在龐大的貿易之上。這當然沒有什么不好，做生意是雙贏的，但如果沒有政治、軍事和文化方面的關系作為堅實的基礎，這種靠商業維系的外交關系就會經常陷入困境，最終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危機。
     　　
     　　
     　　　　舉個例子。美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額與中美之間的相比，小得可憐，但這兩個國家間卻很少有政治、軍事與文化層面的摩擦；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額大得驚人，可兩國之間在政治上貌合神離，在軍事上甚至都把對方當成假想敵。政治與軍事關系看上去沒有真金白銀的商業關系實在，可在維系兩國整體關系上，卻更加牢靠與重要。
     　　
     　　
     　　　　這些年，中國經濟發展迅猛，經濟總量增長驚人，西方都不敢小看，也需要中國裝滿納稅人錢財的口袋為他們撲滅金融危機，可誰能保證中國的經濟一直飆升？誰能夠保證在下一個十年，西方在經濟上依然需要中國？到那時，用什么來維系雙邊關系？
     　　
     　　
     　　　　按說，生意越做越大，哥們你好我好大家好，可逐漸擴大的貿易交流不但沒有換來政治等領域的深入合作與相互信任，有時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很明顯的一點就是“中國威脅論”，而實際上，中國領導人心里很清楚，讓他們擔心的不是“中國威脅論”，而是“威脅中國論”――從政治、軍事層面的外交關系來說，中國目前在國際社會是相當孤立的，軍事盟友也就北朝鮮等兩三個，而政治上能夠聊聊知心話兒的，絕對不超過五個。且不說周邊國家對中國心存顧忌，西方那些同中國做生意做得熱火朝天的，始終在政治、軍事與人文層面保持了冷漠的距離。中國領導人有理由擔心：等到我GDP疲軟，等到我口袋鱉下去，等到我人老珠黃的時候，現在同我做生意做得火熱的國家不但會見死不救，甚至會落井下石，威脅中國政權的穩定與國家安全……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現在，讓我談一下中國領導人出訪時的第三個現象。當他們同西方領導人會談時一定會表達這樣的意思：我們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我們的文化與歷史不同，讓我們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求同存異……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這就是造成中國外交始終無法走出困境，未來潛伏著巨大危機的關鍵所在。
     　　
     　　
     　　　　有人說這是“冷戰思維”，顯然是把這個詞兒當成了貶義詞。實際上，在冷戰時期，“冷戰思維”不但不是貶義詞，而且是國家要存活下去必須選擇的意識形態。那時你要就是選擇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要就是選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要就是解散軍隊，宣布中立。現在，冷戰是結束了，但我感覺到，只要還存在著政治和軍事上相對立的政治與社會制度，“冷戰思維”就不可能結束。中國如此，西方也一樣。
     　　
     　　
     　　　　中國領導人在所有的場合都強調了我們與人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要求同存異。可迄今為止，我也注意到，竟然沒有一個外國領導人做過類似的聲明。有時，作為中國人，看到領導人每次都近似“祈求”地要和西方領導人求同存異，那些國家的領導人卻從來不接腔，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所以，這些年我很少把精力放在國際關系與外交政策上，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就目前中國國內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現狀，要想在國際關系中走出困境，避免危機，是有很大困難的。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有了這樣的共識：中國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的危機很重，而解決的辦法必須是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結構的調整，包括社會、文化與核心價值觀的重建。可很少人意識到，我們在國際事務與外交上同樣困難重重，甚至潛藏著更大的危機，而解決辦法，并不在于北京如何去表達善意，媒體如何到海外擴大宣傳，生意與貿易如何進一步擴大，以及用納稅人的錢去扮演圣誕老人和散財童子的角色……解決的辦法依然在國內，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與價值觀的重建。這兩個問題解決了，不但掃除了中國在國際上崛起的障礙，而且也將大大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軟實力。這兩個問題久拖不決的話，中國很難走出外交困境，而當危機到來的時候，后果將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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