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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學習型組織的新邊疆？

     世界富于持久活力的一個特征在于，它總能夠別開生面。如果當今世界有什么充滿希望的未來，那可能是一連串別開生面的結果。

     當人們被一時一地的頭條新聞占據注意力的時候，影響更加深遠的變化卻可能在別處悄悄開始了。

     20年前，與冷戰結束的全球政治劇變相比，在那一年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誕生的萬維網卻在更加廣泛而有力地塑造著公民世界的景象。

     40年前，東西方無數的年輕學生投入到一場以批判舊社會為己任的文化革命當中，但從那一代出來至今仍在席卷地球的革命卻是在太平洋東北海岸幾處學校的電腦機房中醞釀的。

     這并不意味著技術革命比政治變革更重要，這意味的是，真正充滿希望的巨變絕不是單方面的，技術革命加上政治變革也仍然不是全部。

     70年前，世界開始陷入第二次大戰的深淵，技術的進步使得人之間的自相殘殺前所未有。一位歐洲記者出版了《經濟人的終結：極權主義的淵源》，試圖反思這場人類的悲劇。

     但在這之后，這位從德國流亡到美國的記者卻沒有走政治經濟學的傳統道路。1943年，在全球范圍內的暴力沖突還在繼續的時候，他在異鄉的一家汽車公司開始了一個別樣的研究工作：關于人類組織如何健康生長。事后的故事已廣為人知，彼得·德魯克開創了現代管理學。

     然而，這個故事所代表的潮流到今天為止卻很可能仍然被低估甚至是漠視了。人們談論德魯克，可能更多地停留在稱贊他個人的才華（當然也有相反，說他是個大忽悠），而沒有看到他在歷史上的位置，就像感嘆蓋茨的聰明和財富那樣。

     無論是蓋茨還是德魯克還是萬維網的發明人伯納斯-李，他們更像是這個世界別開生面的產兒，當既有的世界眼看走到窮途末路的時候，總有這樣的人興起，開出意想不到的新路來。

     而與技術和公司的創業者不同，德魯克式的作用是幫助人們認識到什么樣的社會生態環境更有利于別開生面的出現。

     【跟世界一道別開生面】

     對德魯克來說，不斷的鞏固完善自由社會的基本制度和政策當然重要，但這些離不開一個長久被忽視的領域，社會當中各個如細胞一般的工作和生活組織如何健康地生長運轉。

     德魯克給出的基本答案是，任何組織都不是完美全能的，任何人創造的模式都不可能永遠有效，唯有通過永久繼續的學習培養出新的生長方式才能使得組織富于持久的生命力。

     事態的發展并沒有因為德魯克的洞見就停留在他一個人的身上，盡管他的書很暢銷，聲稱聽取他見解的人很多，世界在德魯克之外繼續著別開生面的工作，孜孜不倦的學習者層出不窮，就像微軟之后又有谷歌，又有Facebook，又有Twitter。

     在公司作為學習者的實踐方面，有一個讓人意外的生力軍：荷英皇家殼牌石油公司。在這樣一個并非新興產業中的一家并非新興的公司，從1960年代至今，走出了一連串德魯克式的人物，他們之間的討論加上他們在商業、教育和傳媒領域的宣講，通過學習獲得生長的觀念已經匯集成一個著名的模型：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

     這些人的名字常常出現在各種商業思想家名單的前列：皮埃爾·瓦克，做過哲學雜志的編輯，受邀加入殼牌，是公司戰略規劃研究的奠基人，從他開始帶領的團隊成功預測了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蘇聯的解體、穆斯林極端主義的興起以及商業組織后來日益面臨的環保和各種社會問題；彼得·施瓦茨，瓦克的繼承人，代表作《遠見的藝術：在不確定的世界中規劃未來》；阿里·德赫斯，施瓦茨的后繼者，代表作《活的公司》；彼得·圣吉，麻省理工學院組織學習中心主任，他雖然沒有在殼牌工作過，但深受德赫斯的影響，撰寫了著名的《第五項訓練：學習型組織的藝術和實踐》；還有查爾斯·漢迪，倫敦商學院的創建者之一。

     這些人的言論不一定前所未有，但由于他們大多自身就是公司管理層的一員，他們在商業領袖們理解公司的實質方面起到了比德魯克這樣的旁觀者更加深入細致的作用。他們的工作和思想幫助改善了公司在人們生活中的形象和內涵，也因此可能幫助增進公司的生存能力。

     他們共同的認識是，在一個健康生長的公司中，人不是賺錢機器，是與公司這個生命共同生長的生命體，有尊嚴、感情、能力和責任，也有脆弱和自以為是。而不論是領導者還是任何成員還是公司本身，都要通過學習才能突破自己的局限，讓自己的世界打開，吸收源源不斷的營養，更新自身存在的價值。無論在何時，從決策到執行，都是在可能變化的生態環境中不斷適應和學習的過程。

     殼牌這家在世界上存活一百多年的跨國商業組織給這些勤于學習的管理者提供了有益的生長環境。瓦克、施瓦茨和德赫斯都曾經是殼牌戰略規劃部的領導者，這個部門的特點在于，它似乎在做很多跟公司當前的業務無關的事情，它更像一個思想實驗室或者一個思維孵化器，幫助公司辨明復雜世界的真相，不僅是商業世界，還包括可能跟公司有關的政治、軍事、自然和精神世界。

     戰略規劃部的一個直接功用是，幫助公司在可能出現的各種變化中做出應對，比如怎樣在可能的條件下消解潛在的戰爭或政治危機對能源生產和價格的影響，如何面對民族主義對跨國公司的批評甚至是敵意，如何面對一旦公司給所在社會帶來諸如環境破壞或是侵犯人權這樣的不良后果，如何讓跨國公司和它的員工在不同的文化中贏得長久的尊敬。

     當然，從殼牌實踐出來的學習型組織的觀念也仍然是幾十年來世界巨變的一個側面，其它公司也有各自的探索（比如瑞士聯合銀行有自己獨特的組織發展部，其負責人為本年度競爭力專輯撰寫了文章）。

     【比日本更好的學習者？】

     如果世界的別開生面繼續集中在西方出現，那當今世界的局面跟過去幾百年其實沒有多大的差別。

     從地域的角度，日本在1970到80年代的迅速崛起曾經讓國際社會吃驚，日本的公司和資本在美國的擴張尤其令人矚目，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的《日本第一》以及耶魯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的《大國興衰》在當時的暢銷似乎預示著美國時代的終結已經到來。

     20年后的今天，美國衰落的話題仍然沒有定論，日本第一的判斷卻顯然站不住腳了，另一個在全球開始擴張的經濟力量變成了中國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印度。

     然而，從更加廣闊的歷史過程看，自1870年代日本率先向西方學習開始，亞洲掀起的學習浪潮在對世界走向的影響上可能不亞于信息革命，由于這個現象，自由創業和自由貿易的觀念正在前所未有的扎根于比歐美社會更加巨大的時空中，跟早先幾十年的被動學習不同，新近30年的學習很大程度上是發自亞洲社會的內部，這個更多出于自身選擇的傾向比外界的強迫更有可能挖掘出別開生面的潛能，這意味著新的科技、政治和思想革新也許正在醞釀中。

     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后來者而言，能否比日本或任何向西方學習的社會走得更遠的關鍵在于，這個發自內在的學習是否會繼續深入。

     日本如今的停滯不前盡管原因可能很復雜，但種種跡象顯示，日本在完成一切關于物質生活的學習改造后有走保守封閉老路的傾向。

     比如，像《國家的品格》這樣在近年來由日本著名學者撰寫的暢銷書呼吁日本人不要再熱衷于學習外語，他們聲稱，歸根到底，世界上最好的精神還是日本自己的武士道，又比如日本選舉政治難以擺脫的老化僵局。

     中國也會在不久的將來到此為止嗎？對于中國來說，2009年是又一個標志性的歲月。在《財富》全球500強這個不乏爭議的名單中，中國石化超過豐田成為世界第九大公司，距離第一名的殼牌似乎已經很近。另外，中國也可能在200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上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

     但這樣的成績日本都做到了。中國還可以走得更遠。比如，再過30年，世界上在工作場合說英語最多的地方也許已不再是美國，是中國以及華人在世界各地開辦的各種組織，這樣的變化如果到來顯然將不僅僅是語言和商業上的。

     當然，中國人學習說其它語言的人數也可能越來越多，而說漢語的外國人也會越來越多，雖然到那時全球說漢語最多的地方還很可能是中國，這幾者之間顯然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

     這一切不會發生？沒關系，世界的別開生面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別開生面的魅力不就是別開生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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