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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民族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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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哲學與管理：一個民族的背影，宗教哲學與管理：一個民族的背影，宗教哲學與管理：一個民族的背影，宗教哲學與管理：一個民族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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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為傳統和現代制造了空前平等，借此，羌族人的古典智慧和傳統生活方式展現出它們在現代社會的生命力
林川的夙愿終于實現了。
6月15日，第二炮兵工程部隊首長宣布，隔日進北川縣城勘查現場，制定搶救埋在廢墟下面的羌族文物方案。
自5月17日北川大撤離以來，北川羌族自治縣文化旅游局局長林川和縣圖書館副館長唐成等人就在重復做著一件事，兩度向縣指揮部提出《到城區搶救禹羌文化研究資料及部分珍貴文物現場踏勘》的請示。
大撤離當日，已過而立之年的林川是最后一批撤出縣城的人員之一。他熬著通紅的雙眼，死死盯著眼前這片昔日繁華秀麗、如今已成廢墟的死城，怎么也不肯離開。
搶救生命的工作已結束。林川的7個親人被永遠埋在了廢墟之下。逝去的生命不可挽回，但林川不甘心，他竭盡全力在尋找一些還有可能被留住的東西。和親人殘骸在一起的，還有十多年來全縣合力對羌文化的保護成果。“如果沒了這些珍貴的禹羌資料，從今后北川何以擔當全國唯一羌族自治縣這個名分？”林川說。對這個土生土長的羌族人而言，羌文化是生命的另一種延續方式。
這個參與創造了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的古老民族（夏禹的子孫夏啟開創夏朝，而大禹正是川北羌族人），其實已經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逐漸失去固有形態，縣城內的羌人不再身著羌服，生活習俗也漸被漢化。不過，數十年來，人們努力通過精神產物的傳承來保留民族靈魂。位于四川綿陽市曲山鎮的北川縣城，逐漸成為整個羌族的文化腹地，保留了最為豐富的禹羌文化資料。但不料，今年5月12日，在四川北部，沿著理縣、汶川、茂縣、北川這條東北走向的斜線被撕開一道傷口，中國30萬羌族人的主要聚居地慘遭不測，其中尤以汶川、北川為甚。
4259平方米的文化中心（含羌族民俗博物館、禹羌文化研究中心和文物管理所）、7500平方米的文化館（含藝術培訓中心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中心）、2200平方米的圖書館、2350平方米的影劇院、2450平方米的川劇團……現在，廢墟之下沉睡著奄奄一息的文化重鎮。
無法估算被埋資料的價值。北川縣檔案館在震前整個庫存是85000多件，其中國家重點檔案有8801件，包括晚清時期文物檔案100多件、民國時期文物檔案8000多件，近萬件館藏羌族民俗實物、紅軍文物。林川回憶說，光是收集這些文物就花費了幾十萬元。
此外，全縣文化工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包括羌族出版物、搜集整理的羌族文學、音樂樂譜、舞蹈圖譜等文字、圖片、錄音、錄像等眾多資料，以及儲存在電腦里的研究資料，都隨著縣文化館大樓一同被埋在地下。原縣文化局的工作人員鄧遠海是地震幸存者，他偶然揣進褲袋的一個U盤成了震后北川縣僅存的珍貴資料來源。
林川舍不得這些文物資料，他相信這是羌民族的立根之本，也是幫助28萬羌族幸存者重建信心的源泉。盡管妻子被地震奪去了一條腿，躺在成都一家醫院里生死未卜，林川只去探望過一次，他幾乎把全部時間都用于文物資料的搶救工作上。
撤離后，北川縣政府在安縣安昌鎮設立了臨時辦公室，成立北川抗震救災指揮部文物搶救組，林川帶領著縣城內幸存的幾十名文化工作者迅速清點文化資產損失，屢次向縣指揮部提出挖掘文物資料的申請，同時向四川旅游局要求資金和物質援助。在請示報告的最后一行，他們焦急的心情被格式地表達出來：“妥否，請批示”。
遭遇有史以來空前重創的故土近在咫尺，林川和他的同事們深知戰勝焦慮的必要，這個被譽為“云端上的民族”要和災難爭奪尊嚴，需要足夠強大的意志來忍受繁瑣至極、收效甚微的挖掘工作。日復一日，伴隨文物保護者的，只有上空中彌漫的親人們的尸臭。但無論怎樣，在重建文明的事業上，不僅需要官方力量，更倚仗民間社會的傾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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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近乎瘋狂的堅持之后，6月16日凌晨5點，距北川封城整整30天后，林川首次回到魂縈夢牽的北川縣城內。
同行的除了兩名記者，還有二炮的張西南將軍一行6人，以及北川抗震救災指揮部文物搶救組5名組員：韓貴鈞、郭志武、成滿德、陳志偉和陳世瓊。他們是北川縣城文化局的工作人員，即使在面目全非的縣城，也能準確辨認出各個文化單位的原址方位。
吉普車一路顛簸，從安縣境內進入北川的時候，地貌突然變成了陡峭的山區。實際上，早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就有地質學家專程前往北川考察，建議縣城遷址。因為它不偏不倚恰好位于龍門山的地震斷裂帶上，且夾于喜馬拉雅山余脈和龍門山余脈之間，這樣的選址非常不科學。或許因為起源于甘孜一代的羌民族本屬游牧民族，由于戰爭和災難不斷遷徙，在定居長江支流岷江附近以來，羌族人個性中好山樂水的一面被激發出來，他們生性守舊，再不愿離開生活多年的地方。
本來，羌族人對這個長期棲居地的“壞脾性”已相當熟悉，小型滑坡偶有出現。而這次地震造成的山體滑坡卻多達上百處。不過，面對一片荒蕪狼藉，羌族人表現出了更堅決的意志。“只要羌族人沒有離開自己的村莊，羌族文化就不會消失。所以我們也會盡量原地重建。”汶川縣委副書記張志宏說。然而，災難已使地貌發生突變，尋找文物保護地的地址這項基本工作，遇到了空前的困難。
林川一行的汽車停在城門外，大家下車戴上口罩徒步進城。自封城以來，防疫車和直升機經常給北川廢墟立體消毒，加上凌晨空氣中濕度較大，尸臭味尚不明顯。沿縣城主干道禹龍中街向里走，只有數百米的平地，接著就看見一座龐大的高達三十米的廢墟，林川指指這廢墟，告訴軍長，這就是整個老城區。
廢墟一旁，原本六層高的財政局大樓成了一棟微微傾斜的三層樓房，整整三層沉降在地下，四十名正在一樓開會的工作人員再沒有結束會議。
人們手腳并用爬上廢墟，到處是齜牙咧嘴的鋼筋，地震的沖擊波居然將一部轎車拋到了三十多米高的廢墟頂部。
終于，一名組員從廢墟中發現了一大堆破碎的瓷磚，一眼認出這是文化館內的墻磚。但是，同行的軍隊認為文化館已完全被深埋，很難開展挖掘，況且在館內仍然埋有一百多名遇難員工的尸體。
聽到這個消息，林川悶著頭不吭聲，蹲在文化館廢墟中翻找，手掌都被刮破了。他找到了一些羌族歌舞風情碟，紀念大禹誕辰4133年文藝晚會專輯，包括一些珍貴的影集畫冊。新華書店、圖書館的方位也相繼被認出，但等待它們的是唯一的命運裁決：挖掘難度相當大，只能保持原狀。
走到鄰山一棵樹下，有人認出了這是以前的縣委大院。縣檔案館就在這個院內，原本的六層樓在地震中完全垮塌，五六根鋼筋混凝土梁柱被擰成麻花狀。這里的挖掘工作相對較為可行，初步方案是用挖掘機砸碎樓頂，用液壓擴張器、剪鉗、撐桿處理倒塌的橫梁，然后由部隊士兵鉆進去將資料搶救出來。
臨近午時，尸臭味漸濃，由于大河的阻隔，無法去新城區勘查，大家開始從原路撤離。
7月4日，搶救工作正式開始，主要是針對可行性最高的檔案館。當天，2萬余件檔案被搶救出來，連夜送至綿陽市檔案館進行修復性整理。
與此同時，北川縣城的選址也有了眉目，新址暫定為安昌鎮東南方向約2公里處的板凳橋。當挖掘工作正式啟動的時候，林川為首的北川羌族自治縣所有幸存者都從機器作業的轟鳴聲中意識到，離歌已然奏起。
返璞歸真
作為一個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民族，精神產物的存在顯得尤為重要。這能夠解釋為何林川和他的同行者在得知不可能搶救出全部資料時所感受到的不可言說的痛楚。不過，就整體而言，除了上述文物，羌族的碉樓、碉房、古向導、地下水網等古建筑均是民族特性的最直觀體現。
在這方面，隸屬理縣的桃坪村寨幾乎保留了最完整的羌族建筑群。桃坪村村書記張崇明一直記得200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亨利博士來桃坪考察時所說的話：“他說世界上這種城堡式的建筑只有三處，一處在意大利，一處在格魯吉亞，一處就在中國。前兩處都是殘垣斷壁了，完整保留下來的唯有桃坪村羌寨。”在地震前，桃坪村作為羌族建筑文化的天然展示區，已是巴蜀知名的旅游地。
幸運的是，8級地震讓北川人被迫遷址，而同為羌寨的蘿卜寨、阿爾寨、布瓦寨也皆成廢墟。唯有距震中汶川僅18公里的桃坪村寨，卻一脈尚存。全村98戶“格爾麥阿嘎”（羌語里指“古巷人家”）、540名羌民無一死傷。
雖有選址優勢，但羌族人知道，羌寨得以完整保留的關鍵在于，數千年來羌人對故土不離不棄，“人間煙火”是保護羌寨最好的方式，這是普通羌民的處世原則。
“要保住家業，這才對得起列祖列宗。”慶幸之余，張崇明深感責任深重。在幸存的山寨上，族人知道，使文化得以延續的最佳方式是盡快恢復日常生活。
6月19日，汶川大地震后37天，桃坪村開始熱鬧起來。雖然省道國道被毀，但隔幾天就會有外出工作的鄉民搭乘往汶川運送物資的卡車，翻越夾金山、夢筆山、途徑雅安、小金、馬爾康、理縣，經歷20多個小時的顛簸回到家鄉。
清晨6點，太陽像往常一樣照耀山川河谷，族人們紛紛從帳篷里起身，在溝邊用地下水網的水撲打臉龐。整個村寨安靜祥和，奶奶坐在門口小板凳上給孫女盤頭發，女人倚在門邊繡羌族“云云鞋”，男人坐在長條板凳上抽自產的蘭花煙，在鄉間青板路上，小伙子們挑著扁擔去從被當地人奉為“古羌圣水”的山泉口取水，自來水普及后，取圣水的道路已被 阻截。用“小瓊羌家”二女兒龍小瓊的話來說，地震讓村人回歸到了祖輩延續了千年的生活。事實上，始于十年前的桃坪旅游業是這個古老民族和現代社會相接洽的方式，但與此同時，羌族文明的固有形態也被悄然刪改。
當時，從宜賓衛校麻醉專業畢業的龍小瓊決定回桃坪參與這個轉型，她和幾個羌族姑娘身著羌服在雜谷腦河邊的317國道上載歌載舞，吸引了第一波游客。
最開始走進桃坪的是一些文化研究學者。他們入鄉隨俗地住在族人的石頭寨子里，每天早上到河溝邊去洗臉，風干臘肉炒新鮮小筍是最美味的款待。那時，這些服務每天人均收取幾十元錢，村民的傳統生活依舊。
但后來，慕名而來的旅游者多起來，他們的要求愈發苛刻：炒菜不能放土鹽，沒有洗手間，洗澡不便，“其實羌族人的傳統是很少洗澡，因為桃坪的氣候比較干燥，又偏冷。”龍小瓊深感疲憊。
旅游帶來的發展使桃坪人在兩種生活中掙扎。人們利用旅游收益修建自家的洗手間，但由于很多人家不舍得花錢買排污管道，糞便直接被排到地下水網中。
靠近茶馬古道的桃坪羌寨，傳說中是一支皇族在戰爭間遷徙至此，寨外有8個門，為傳統的八卦布局，寨子里有31條通道如迷宮般互為聯結。應戰爭需要，寨內設置有完善的地下供水系統，水源引自雪山，流經古堡下暗溝，在寨內組成地下水網。寨內的主要通道下面和部分人家房內都筑有暗水道，揭開石板就能取水。水網作用很大：既是生活用水，又有消防功能，還可以調節寨內氣溫濕度。
糞便漸漸污染了地下水網，現在沒人敢喝水網里的水。但汶川地震將桃坪的電網、水網、光纜、閉路盡數撕裂，現代生活的基本保障被摧毀之后，人們意外地接觸到沉寂已久的傳統生活樣式。
當天下午兩點多鐘，天昏地暗，地震剛緩便開始下暴雨，所有人都嚇癱在地上，那時候有人喊了一聲：“我們要趕緊搭帳篷！”羌民們都迅速恢復了行動力，開始自救。
災難期間，羌族人抬出了擱置已久的傳統炊具鐵三角，在風雨交加的日子，這個外有三只撐腳、內有三只放鍋擱腳的大鐵圈需幾個鐘頭才煮熟一頓飯。
幾天過后，通過收音機村民們知道桃坪并不是重災區，于是，大家自發組織起來，把儲備的臘肉、新鮮蔬菜，塞滿了幾十個背簍，由幾十名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徒步山路背進18公里外的汶川縣城去救災。
“羌族人就是這樣，生存力很強，出了再大的天災，也有足夠的自救能力。”村民們的想法和小瓊一樣，堅守到余震結束，然后再開始考慮寨子的修繕問題。
人間煙火
做過石匠的小瓊爸爸預計，地震后，石匠和木匠的工錢會大漲，因為需要修繕的羌寨實在太多了。“近些年已經漲到了15塊錢一個工，蓋一幢寨子大概需要200個工，請三四個工匠三個月左右可以蓋完。”一個工，指的是從太陽升起干到太陽落山。
6月19日，桃坪的余震越來越少，一些大膽的村民紛紛檢查自家羌寨的損毀程度。在逐漸啟動的修繕過程中，人們發現了羌寨得以幸存的秘密。
小瓊家是全村最大的一戶羌寨，占地2000余平方米。門口的門神“泰山石敢當”依然威猛，小瓊用傳統的木片鎖打開木門，木門絲毫沒有變形，家里的木地板、每層樓之間的獨木梯俱完好無損。這不禁令人稱奇，已被現代建筑摒棄的木頭反而是所有建筑材料中抗震指數最高的。
據說，祖先為了讓族人明白團結的道理，建寨時兩戶人家共用一堵墻，因此整座羌寨家家相連，戶戶相通。據小瓊回憶，地震時，所有羌寨的左右晃動幅度達到一米以上，但是主體部分很堅韌。
另外，桃坪羌寨的地基也相當穩固。掘出三四尺深的溝，在溝內用石頭砌成兩尺寬的屋基，再用泥漿涂抹在石片上，層層堆高。堆砌時也有技巧，石墻必須下面厚上面薄，戶外的墻也向內傾斜，形成一道“魚脊背”，這就是桃坪羌寨抗震的秘訣所在。
相比而言，此次遭到毀滅性打擊的蘿卜寨都是分體建筑，地基只有50到80公分，由當地黃泥夯成的，盡管也有數千年歷史，但絕對經不起8級地震的摧殘。
事實上，這種差異源于羌族人就地取材的建筑傳統。桃坪最多的是石頭，而蘿卜寨周邊只有黃土。不過，幸存的桃坪啟發了地震專家對古建筑技術的重新思考。
一公里之外的桃坪村新寨，那些現代鋼筋混凝土的建筑被地震撕扯得慘不忍睹。幾年前，地方政府開展新農村建設，同時也為保護桃坪老寨，在旁邊規劃了一片新區，地下埋有完備的進、出水管、排污管道、及光纖閉路。每家用抓鬮的方式領一塊地，自己花錢蓋房子，以接待旅游者。
龍小瓊家蓋了兩幢房子。現在，其中一幢占地270平方米的四層樓房全部坍塌，另一幢的大梁已經斷掉。尚未完工的新寨迅即淪為一片廢墟。建筑學者認為，古羌人的智慧為今后山區的抗震建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
正如民間文藝家協會會長向云駒所言，災區不會一刀切地進行徹底遷移或原地重建，除非原來的寨子處于地震核心區，或從地質角度上不適合居住，否則會盡可能地讓人們回遷，因為羌族自身的建筑是有抗震能力的。
在此基礎上，國內不少專家提出各種羌寨保護方案、羌文化拯救方案。盡管建筑材質的啟示不可否認，但羌族人并不喜歡更多的拯救方案。“他們不了解，我們羌民住在寨子里，就是最好的保護，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法子。” 小瓊的爸爸嘆息道。
的確，村寨里的老人幾乎個個都是羌族專家，這是羌文化一脈相承的根本所在。
保護桃坪這樣的石頭房子，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室內干燥，否則石頭會受潮、木頭會被蟲蛀。小瓊爸爸指著二樓屋內的半截煙囪解釋說，每天煮飯的炊煙會有一部分留在屋內回旋，此外，羌人所有的文化生活都集中在火塘邊，隔三差五就會在家里舉行鍋莊舞會，燒一堆篝火，石頭寨子在人間煙火的常年滋潤下，才能保持生機。
事實上，對于一個民族文明的保護，不單純是文物資料或建筑等物質遺產的存留，文明的傳承方式如何被最大限度地保持更為重要。災難猶如一場洗禮，羌族人的古典智慧和傳統生活，由此展現出他們在現代社會重煥的生命力。長期以來，這種力量在現代生活中被當作一種遺產來保護，但這也可以被解讀為某種誤讀與忽視。如今，災難為傳統和現代制造了空前的平等，在它面前，人間煙火的古老生存智慧重獲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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