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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興衰之道——鐵·制度·文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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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興衰之道——鐵·制度·文化（一）
大國興衰之道——鐵·制度·文化（二）
大國興衰之道——鐵·制度·文化（三）
大國興衰之道——鐵·制度·文化（四）
第五章 絲綢之路走向何方？
［作者：愚蠢小豬 轉貼自：烏有之鄉］
第五章 絲綢之路走向何方？
第一節 功勛產業
前面的章節都是以“鐵”為核心展開的。提到鐵，不免想起刀光劍影，近代還會聯想起堅船利炮這些鐵制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鐵”總是和“血”連在一起，提之不祥。中國的精英階層愛好和平，愛好道德修養，在與日本武士“鐵”的競爭中落敗，似乎情有可原。中國對于戰爭失敗的反思，就是自己修德不夠，如何腐敗專制云云。把自己的祖宗八代的“德”都罵遍了，但還是解決不了具體的“鐵”問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日本對戰敗的反思就完全不同，就是自己的“鐵”不夠，沒有覺得自己道德有虧，于是靖國神社照拜。二戰的甲級戰犯與明治維新的英雄一同紀念，不同的是明治的豪杰打贏了，他們戰敗了，是悲劇人物。
中國人厭倦了刀光劍影，市場經濟環境下沒有安全問題，愛好發展和平產業。中國優勢的和平產業——絲綢，曾經主宰世界市場，但在先進的市場經濟體制中衰落了。“鐵”的失敗轟轟烈烈，無數的人反思批判，是不搞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云云。但中國傳統優勢的絲綢產業卻在純正的市場經濟中失敗了，失敗的無聲無息，幾乎被人遺忘了，被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
我對絲綢的最初認識是小時候養蠶。那時候，一到春天，很多小孩養蠶玩。但附近的桑樹少，收集桑葉困難，于是蠶也養不大，但也能觀察到蠶吐絲結緘化蛾產卵的全過程，其樂無窮。后來上學讀書，課文中讀到茅盾的短篇小說《春蠶》，養蠶人的艱辛，在市場經濟中的無助，飽受帝國主義的剝削壓迫。當然，那是極左的意識形態，市場經濟是公平公正的，怎么會剝削壓迫呢。不知道現在的中小學課本是否也與時具進，把這課文給刪除了。
中國的絲綢近代衰落了，卻是事實。中國絲綢曾經有過輝煌的過去。古代的“絲綢之路”不用說了。即使是近代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國門之后，隨著海外市場的擴大，絲綢產業也得到了蓬勃發展。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生絲出口經常在萬擔以上。不過10年，即從50年代起，上升到五萬擔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萬擔大關，到了20世紀20年代之末，一度到過19萬擔(1929)，達到舊時代中國生絲出口的最高峰。從長期趨勢看，在1845-1929年這85年中，保持著平均3.5%的年增長率。說帝國主義剝削壓迫民族產業似乎是站不住腳的，反而促進了民族產業的發展，帝國主義給了民族產業更大的市場空間。1929年后，是全球的經濟危機，也不能怪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和中國優勢互補，是“雙贏”的結果。
《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所提供的資料（注：參閱該書頁88，頁99-101。），編制了1860-1894年生絲出口量值、全國出口總值和生絲出口占全國出口總值的比率四套數字，從中至少可以看出兩點：一是在這一段時期內，生絲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個百分點；二是生絲出口值占全國出口總值比率的縮小，下降幅度很大（達58個百分點），但同時也說明其它傳統產業蓬勃發展，與西方優勢互補。
絲綢量價出現背離，這是因為日本也加入到產絲國的行列，市場經濟能破除壟斷，合理公正，導致價格下降，合情合理。在19世紀70年代初日本絲業開始起步時，生絲出口不過中國出口的1/7（187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過中國。到了20世紀20年代，日本生絲已壟斷美國進口生絲的90%。進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絲不但獨霸美國市場，而且囊括了世界生絲市場的3/4。優劣異勢，已經十分明顯。因此，自19世紀末葉以降，中國生絲出口雖然數量上仍能維持增長的趨勢，但在國際生絲市場上的地位，已經處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日本的“鐵”及其相關的重化學近代產業，由于與西方差距甚遠，很長的時間沒有市場競爭力和經濟效益，靠政府的補貼和保護維持。政府本身是沒有錢的，而是靠絲綢等傳統產業籌集資金。絲綢產業在日本又被稱為“功勛產業”。近代日本的表是“鐵”，但支撐表的里卻是絲綢。918及其后的77事件可以說是因為絲綢引起的戰爭。其時，日本的經濟結構是向美國出口絲綢，換取的外匯再向歐洲購買急需的設備和材料，提升強化自己的“鐵”工業。1929年，美國開始的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再加上人造絲的發展，使日本的絲綢對美國出口急落。日本的這種貿易鏈條斷裂了，于是先進入中國東北，再進入中國本部，想建立自給自足的大東亞共榮圈。日本直接搶了，搶劫比市場交易更有效率。
為什么近代中國的絲綢會在與日本的競爭中衰落呢？帝國主義的剝削壓迫，好象并不成立，市場經濟公平交易，愿買愿賣。既然不是外部原因，那就是內部原因了，中國封建腐敗落后的制度阻礙了絲綢的發展。查中國絲綢年表，最早的記錄是1874年陳啟源在廣東創辦我國第一家機器繅絲廠。他所遇到的所謂封建壓迫據說是附近的地主抗議工廠的煙囪破壞了風水，雇員男女混雜有傷風化。用這些事例來說封建迫害，說明當時中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封建壓迫。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抗議環境污染，今天雖然沒有男女混雜的問題，但有包身工。如果百余年后中國依舊沒有發展起來，那時包身工可能已經司空見慣不是問題了，難道要控訴今天的我們搞封建迫害？或者說社會主義迫害？中國絲綢年表中第二條記錄是，1898年杭州太守林啟創辦我國第一所絲綢學校——蠶學館。這其間有24年的空白期，但從中國的生絲出口量看，這期間卻是中國絲綢發展的黃金時代。
杭州太守林啟創辦我國第一所絲綢學校，這違反了市場經濟原則。中國的傳統是民間辦學，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由市場高效率配置資源。政府辦廠是制度之殤，政府辦學也一樣是制度之殤，現代化只與市場經濟關聯。當代中國學者可能會總結出這政府辦學是導致中國絲綢衰落的原因。但是的但是，從這辦學的年份看，似乎與甲午戰爭有某種關系，政府辦學似乎是向日本學習。那么，就在那中國絲綢發展的空白期或者說黃金期，日本干了什么？以至于中國都懷疑起自己先進的市場經濟制度。
第二節 大操大辦
京都是日本古來的首都，天皇公卿住的地方。京都不屬于任何藩國，是幕府直轄市，各藩國出產的物品都可以在這里自由流通，市場經濟發達。商賈云集，生活水平高，是作為奢侈品絲綢的主產區。其他有關奢侈品的手工業也很發達，高級的棉紡、高級的瓷器漆器等。市場經濟能極大促進經濟繁榮發展，在這里可見一斑。
但幕末以來，京都禍不單行。先是天保改革（1841-1842），認為絲綢是最大的奢侈品，加以敵視和限制。封建專制就是這么野蠻，同時期中國自由民主憲政，從來就沒有這種限制消費的政策。這改革使京都的絲綢業遭到很大打擊。開港后，生絲出口激增，價格猛漲，使絲紡業操業困難。外國進口的高級細膩的棉紡物，雖然不構成對傳統棉紡的競爭，但極大擠占了絲綢的市場。1864年，長州藩的攘夷志士久坂玄瑞挑起的禁門之變，燒了半個京都。京都還是維新內戰的主戰場，決定性的鳥羽伏見戰役就在京都，內戰使京都損失慘重。最大的打擊是1868年維新后遷都，作為絲綢和其它奢侈品的最大消費者，天皇和公卿們搬家了！
遷都激起了京都住民風起云涌的抗議運動，在政治的動蕩中，產生了日本最熱衷于插手干預經濟的地方政府。找市長不找市場，日本人封建意識濃厚。還是同時期中國人的思想先進解放，找市場不找市長。找市長的結果，京都府設立了15萬元的勸業基金。天皇也不是一拍屁股一走了之，給了10萬元的下賜金作為產業基金，算是對民眾的撫慰。有這么多資金支持，京都府積極開展推行經濟計劃。官員總喜歡政績，好大喜功。還是當時中國政府好，深入領會了市場經濟的精髓，對絲綢等傳統產業的發展不聞不問，看不見的手能最優配置資源解決一切問題。從明治二年(1868)開始10年間，京都府主要推行的項目如下：
明治二年，救濟貧窮的西陣織戶，設立西陣物產會社。
三年，設立舍密局和授產所。所謂的舍密局按照今天的說法就是化學研究所，研究印染、陶瓷漆器等的制作工藝，這些都是京都傳統的支柱產業。
四年，設置養蠶場，研究推廣新的植桑、養蠶、制絲技術。設置制革場。開設法語學校。
五年，設置畜牧場，改良牛種，普及綿羊。設置女紅場（女學校）。派遣西陣物產會社的佐倉常七、井上伊兵衛、吉田忠七到法國里仰學習和購買新式織機。
六年，設置栽培試驗所，研究推廣桑、茶、草藥的栽培技術。設置伏水制作所（機械制作）。設置制鞋場。
七年，設置織工場，放置西陣物產會社的佐倉常七等人從法國購買的紡織機械，開始傳授技藝。
八年，全國規模征集學徒，在織工場內由佐倉常七等人傳授洋式紡織技藝。在舍密局內設置染殿，由留學歸來的中村喜一郎傳授西洋染色技術。
九年，設置使用德國機械的梅津制紙場。設置集產場，收集展示販賣府內的物產和工藝品。
十年，設置宮津舍密試驗所(舍密局分局)。設置麥酒釀造所。改組西陣物產會社為西陣織物會所。向法國里仰派遣近藤德太郎等8名長期留學生。
十一年，舍密局招聘法國專家，研究陶瓷工藝。
京都府短時間集中系統的推行這些計劃，很讓人吃驚。尤其是面向當地染織、陶藝等產業的當面迫切需要。集技術轉移、技術指導、技術傳習為一體。這些項目中設置的“場”，很大程度是承擔技術傳習的任務。1898年杭州太守林啟創辦中國第一所絲綢學校，大概就是從京都府學來的。杭州和京都府的經濟結構相似，都是傳統產業發達地區，但時間上晚了20余年。
這些項目怎么看都是掙不到錢的。技術的研究引進需要賠錢，技術的推廣傳習幾乎免費。即便想收費，那些貧窮的手工業者也支付不起學費，要知道這些計劃中，冒頭的項目卻是救濟。京都經濟在幕末遭受了很大打擊。賠錢的項目會導致弱國，無論動機多么高尚，當代中國學者這么認為，于是當代中國的教育都產業化了，教育都成了掙錢的強國項目。當時的中國精英階層肯定也這么認為，不會從事這些賠錢的事業，在看日本的笑話。市場經濟能完美解決一切，于是中國的絲綢出現了20多年的空白期，也可以說是黃金發展期。
這些項目中經常出現“西陣”一詞。“西陣”是京都西北部的一街區，這里自古以來就絲織業發達，技藝高超，家家戶戶幾乎都從事絲織，織機之聲清晰可聞。這里是應仁之亂(1467-1477)中西軍所在地，故得名“西陣”。“西陣”是日本傳統絲綢業的代表地區，從它如何克服危機，恢復發展的過程，竊見日本整個絲綢行業，甚至其它傳統行業是如何發展的。從而解答，為什么日本能在傳統產業超越中國。實行先進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輝煌過后卻走向衰落了。
第三節 西陣物產會社
開港、大火、內戰、遷都都直接沖擊了西陣。為了挽救和振興西陣，明治2年10月，西陣的代表被叫到京都府，政府從勸業基金里拿出3萬元貸款，要他們統一成立一個“會社”。這是西陣物產會社的發端。這非常不尋常，要知道西陣只是一個街區，個體織戶云集而已。要把這些個體織戶組織成一家“會社”，聞所未聞。后文我們還將看到，遇到危機，日本的業界總是喜歡團結一致組建統一的“會社”去克服危機。這和中國非常不同，中國遇到危機是散伙分家，鼓勵個體戶發展，充分調動個人的積極性。
“會社”是什么，京都府不知道，西陣就更不知道了。幕末大煉鋼鐵出洋留學的五代友厚、涉澤榮一等人在西方看到的一個印象較深的事物是“會社”。可能是因為大煉鋼鐵需要龐大的組織，他們對“會社”的理解就是組織。這和中國人非常不同，中國的市場經濟傳統根深蒂固，同樣看到西方的“會社”，認為它的本質是掙錢。工部省的少輔山尾庸三提出的勸業方針是“組建會社，建立盛大的工業”。既然上面這么指示，下面就這么辦。
但西方的會社是如何組織如何運行的，他們并不清楚。既然不清楚，就自己創造一條新路，反正路都是人走出來的。根據紡織品的品種，把個體織戶們編入到18個子會社。每個子會社推選4人做協調員，總計72名協調員。然后，由京都通商司派遣董事長、總經理統率全社。封建時代，這些個體手工業者之間存在相互幫助相互監督的小型“仲間”組織。作為反封建的一環，這些“仲間”組織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這些規模更大的會社。“仲間”一詞今天依然使用廣泛，表達好朋友的意思。令今人吃驚的是，實際承擔會社經營的那72名協調員，被授予帶刀·羽織绔出入官廳的榮譽和權利，但沒有實際報酬。就是他們可以帶刀穿武士的制服自由出入官廳，其時還沒有廢藩置縣，武士的地位和榮譽非常崇高。大體相當于中國穿黃馬褂之類的待遇。
由京都政府提出的西陣物產會社的經營方針，概要來說是三點：
1 原料絲由會社直接統一購買，通過各社組長分配給各個體織戶，排除中間絲商。
2 繅絲、精加工、染絲(除藍染外)等中間加工過程由會社的直營工廠進行，費用則根據絲的使用量由各分社分割承擔，排除中間加工商。
3 紡織出的成品由會社統一收集銷售，定期開拍賣會。生產者直接銷售。
此外，經營方針里還有如果向全國其它地區和國外銷售，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做市場調查和開拓的條款。總的思路是，直接購入，直接加工，直接銷售。京都政府的設想非常好，如果排除這些中間商，自然就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
但是，大量原料夠入所必要的人員和組織；原料絲的中間加工所必要的設備和人員，物流管理系統；直接販賣所必須的設施和人員。這些全體必要的投資和維持費用，全體的管理和經營體制……，總算下來是否費用低是疑問的。此外，會社不向個體織戶收手續費，向個體織戶提供流動資金時不收取利息，所有的管理人員也沒有報酬。
果然，事實證明這是政府官僚主義拍腦袋想當然，情況的發展向原來設想的反方向發展。自己設立的統一直接販賣所，經驗不足，地點設置不對，吸引的客商少，導致更換了多處地點。向京都府借了8000元開設東京的販賣分店，最后只償還了1000元。在販賣所拍賣的間隙，那些協調員還帶著刀穿著黃馬褂到大阪等地做行商，販賣西陣出產的絲綢織物。結局是沒有經驗、物價波動、偽裝買賣行為、無利息貸款等等導致會社虧損，會社設立后4、5年就陷入運轉不能的境地。
按照市場經濟原理，看不見的手會使資源配置最優化，效率最高。京都長期以來市場經濟發達，各種中間商加個體織戶的體制是長期市場最優配置的結果。政府人為強制組織會社，是不尊重市場規律的表現，必然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是制度之殤。有中國學者感嘆，中國歷史上怎么沒有出現手工業工廠，或者企業加散戶的組織形式，于是沒有資本主義萌芽，導致中國不能現代化。于是就研究探討是中國什么樣的封建專制的傳統阻礙了這種萌芽。找來找去就只有什么有人抗議風水風化這樣的“封建專制”了，實在沒有可找的。真實的原因是，中國長期以來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間商加個體戶體制，是長期看不見的手高效率配置資源的結果。這是手工業時代效率最高的體制，于是長期以來中國商品獨占鰲頭，西方根本就生產不出能夠和中國競爭的商品，只有靠鴉片平衡貿易。中國政府不聞不問，不插手經濟，是非常英明的，正看著日本走向失敗。
但是的但是，情況發生了變化，市場失靈了。
第四節 西天取經
西陣的一主管竹內作兵衛讀到一本書《西國立志編》。上面簡單介紹了法國發明了一種新的絲綢紡織機，于是向京都府詢問這到底是什么東西。京都府也不知道，轉問聘請的法國教師，回答是法國絲綢先進地區里仰發明的一種革命性的絲綢紡織機。
《西國立志編》是一本描寫產業革命時期發明家的傳記，原名是"Self-help"，中村正直翻譯，里面重要的思想是“人自助天助”，可能與日本大煉鋼鐵時代的“成せば成る（如果做就能成）”的諺語相似，成為明治初年的暢銷書。里面介紹了法國人Joseph Marie Jacquard發明的新式紡織機，日本人用漢字標記為“若瓜德”。日本流行的書和中國流行的書頗不相同，盡是這些不能等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中國則是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張口就是什么哈耶克怎么說。對了，當時還沒有哈耶克，但類似的人物不少。
西陣所擁有的紡織機，一種是用于一般織物的平機，另一種是可以紡織花紋的空引機。空引機是從中國明朝傳來的，我不知道中國對應的名稱是什么，這里就直接使用日本的名稱了。現在的西陣織物館還保存著空引機和平機的實物，及其詳細的結構和動作圖解。空引機結構巧妙，可以說達到了木制機械的頂峰，古代中國的技術可見一斑。空引機需要兩個人配合操作，在職人熟練的技巧下，可以在絲綢上紡織出美麗的圖案。
西陣經營困難的消息也傳到了上邊，工部省的少輔山尾庸三跑來視察。日本找市長，市長就來了，中國則“找市場”一句話就打發了。雖然山尾庸三驚異于西陣精湛的技藝，但同時也驚異于西陣的效率低下，終日勞作卻生產率很低。于是大筆一揮，由工部省出錢購買兩臺洋式機械借給西陣，一臺紋織，一臺平織，讓西陣能領悟到洋式機械的效率。然后再到全國其它絲綢產地巡回展示，讓大家都換換腦筋。山尾庸三幕末有留學的經歷，知道蒸汽驅動的洋式機械的威力。奇怪的是，同樣有西方留學的經歷，中國領導人大筆一揮卻是承包提高積極性，來個不換腦筋換人。這其中的差別，大概是日本武士曾經大煉鋼鐵，留學時注意學習的是別人的鋼鐵機器。中國則是刷盤子，如果積極性高，多刷幾小時的盤子，就可以多掙一點錢。
但是，山尾庸三雖然實見過西方蒸汽驅動的洋式機械，但對絲綢紡織機械卻一無所知。他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但有人知道啊。于是他的大筆繼續寫到，要西陣派兩名熟練的織工前去考察購買。批購買機器的費用1000美元，兩人的差旅費及相關費用合計4600美元。這大概也是由于山尾庸三的大煉鋼鐵的經歷，知道只有實際經驗者才有發言權。中國是推崇文章寫的漂亮的，于是講究文憑職稱，尊重知識分子和專家。于是中國派遣的知識分子把西方描寫得象花一樣，但具體怎么做的一概不知，反正不自己做。
西陣也不清楚要買什么，書上的說法過于簡單。他們對山尾庸三的指示的理解就是去法國購買蒸汽驅動的紡織機，從幕末大煉鋼鐵“攘夷”到維新后的“文明開化”一連串運動中，蒸汽驅動的機械是時代進步的象征，只要有可能就購買蒸汽驅動的機械。還不用自己出錢，西陣也樂得派人去買。但人選卻發愁了，沒有人愿意去。既然始作蛹者是竹內作兵衛，那就派他去好了。但竹內作兵衛年歲已高，就派他下面的佐倉常七，又拉郎配了一個井上伊兵衛。那個時代，可能思想保守，對出國不感興趣，中國也一樣。但新問題又來了，佐倉常七和井上伊兵衛雖然是熟練織工，但幾乎是文盲，不要說法語，就連本國語讀寫都有困難，也不會打算盤算帳。這時西陣的一位負責機械制造維護織工師吉田忠七，聽到派人出國的消息，也堅持自己要去。按照上面的指示，織工才能去，吉田忠七沒有資格。但織工是文盲，吉田忠七好歹算一知識分子，一起去大家能放心些。
但新的問題又來了，上面只批了兩個人的差旅費。現在又加了一人，這費用怎么出。原則上由各社分擔，但現在經營困難，拿不出錢來。于是，聯名上書給京都府，讓政府先墊付旅費，然后再慢慢還。實際上，西陣的18家分社中，就木棉社一家還清了所有的政府貸款。政府的錢就是好騙。這是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所以當代中國的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革，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當年中國的體制就非常先進，要借錢找民間錢莊，找高利貸也可以，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高效率配置資源。
1872年11月，佐倉常七等3人和京都開商會社的松村利三郎等2人一起從神戶港出發，前往法國。看樣子，京都府組建了不少“會社”，開商會社的松村利三郎等人估計代表京都開拓海外市場了。還是中國政府先進，無為而治，看不見的手能自動高效率開拓市場，不需要政府操心。
佐倉常七等3人在法國里仰僅看了一周，就寫信給西陣的負責人，描述所見所聞和他們的建議。此行的目的是購買蒸汽驅動的機械，現場看到了蒸汽機械，被蒸汽機械的效率所折服，一人操縱一臺機器，從早6點到晚6點大概能織3丈多的平絹。但一問價格，一臺要1500美元，如果數十臺一起使用，再加上蒸汽機的輔助傳動裝置，這巨大的投資西陣恐怕承擔不起。
這一點與幕末五代友厚非常不同。五代友厚是武士代表藩政府是官，在英國看到蒸汽綿紡機很好，就毫不猶豫買了套2000錠的蒸汽綿紡機。1867年在薩摩建立了日本第一座近代紡織企業——鹿兒島紡織。官和民間人士對事情的看法不太一樣，不太考慮經濟效益，好大喜功。結果近代蒸汽綿紡機不適應日本產的短纖維棉花，導致運行效率低下，鹿兒島紡織慘淡經營。官辦企業總是辦不好的，在這里又體現出來了。
佐倉常七等人觀察到手工機器比較便宜，平織機約60美元，紋織機110美元，效率也還不錯，日產量有幅6尺長1丈6尺。觀察到這種手動機器比西陣所擁有的空引機使用便利，只要一人操作即可織出圖案。并提議，先購買并傳習這種手動機器，并附錄了如何學習和傳授這種新手動機器的計劃。當然，如果還是堅持購買蒸汽機械，他們等候指示。
這信寫的通俗易懂，使西陣側沒有見識過的人都能明白。他們完全不懂外語，只經過了一周時間，就知道應該學什么怎么學，并正確的把信息傳遞給故國，有些不可想象。這大概是熟練織工佐倉常七和井上伊兵衛，有豐富的現場經驗，能很快領悟西式機器原理和長處。文化水平雖然不高，由吉田忠七給補足了。這大概可以算最初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吧。于是，西陣最后決定購買手動機器。
第五節 開壇布道
佐倉常七和井上伊兵衛留在里仰實習了8個月，于1873年12月回國，攜帶了22臺用于絲綢紋織的“若瓜德”機，其中20臺100口，2臺1200口。這里的“口”是指“若瓜德”機上一部件開滿了用于穿絲的孔，孔數越多越能織出復雜精巧的圖案。還有20臺用于絲綢和綿平織的“飛梭”。這些手動機器與山尾庸三原來的設想大相徑庭，但卻是對照西陣的實際情況，取得了比原來預想更好的技術引進效果。吉田忠七則申請延長半年學習西洋染色技術，以機械設計發明為目的出行的他敏銳地觀察到西洋染色技術的重要。但在1874年歸國途中，在伊豆沖附近遭遇風暴，連同收集到的器械資料一同沉沒。后西陣為了紀念他，革新的機器以他的名義提出專利申請。1874年，京都府設置織工場，放置這些從法國購買的機器，佐倉常七和井上伊兵衛現場紡織并傳授技藝。1875年1月，開始全國規模招收傳習生。
但是，“若瓜德”技術傳播普及花費了10年以上的時間。障礙之一是100口的低檔“若瓜德”用于學習還行，做不到名工操縱空引機的效果。400-600口以上的機器雖然能做出空引機達不到的效果，但價格又太貴。為了促進“若瓜德”的普及，西陣的大工荒木小平開始嘗試仿制“若瓜德”。現在的西陣織物館還保存著一臺荒木小平制作的200口的木制“若瓜德”。其時日本還沒有鐵，也沒有鐵的加工技術，只能用木頭仿制鐵機器。
用木頭仿制鐵機器談何容易。仿制并不順利，木制機器故障不斷，操作不便，重要的是200口基本到了木制精度的上限。但是，隨著日本制鐵和鐵加工技術的進展，京都府的伏水制作所和鐵工所開始制造鐵制的“若瓜德”部件。鐵推動著土產“若瓜德”質量和性能的改善，推動“若瓜德”的普及。法國長期留學的近藤德太郎，1883年回國后對“若瓜德”的普及起到了很大作用。他負責織工場的傳習，發明了一種簡化的“若瓜德”，雖然不能織復雜圖案，但易于學習使用維護，是很好的“若瓜德”入門機，易于被學員掌握。
障礙之二是紋織的工藝流程。空引機紋織前的圖案準備需要花很長時間，主要靠織戶的技巧，這些技巧往往是祖傳秘技。而“若瓜德”需要紋紙，類似于現在計算機軟件。有了紋紙任何人都可以用“若瓜德”織出圖案。如果沒有紋紙，即使是名工也不能織出圖案。紋紙的制造技術是“若瓜德”普及的關鍵。1888年設立的龍月社紋工所是西陣最初設立的紋紙制造販賣的機構。紋工所把繪在紙上的原始圖案通過紋雕機等一連串工序生成紋紙，然后把紋紙傳遞給織戶。新的生產力催生了新的社會分工。原始圖案的設計又使絲綢與京都傳統的繪畫美術等產業聯系起來，帶動了這些傳統產業發展。紋紙業的發展，反過來又推動“若瓜德”的改良革新。西陣又在“若瓜德”上增加了傳統的“棒刀”，后來又增加了一臺“前機”，土洋結合，使“若瓜德”的圖案精細程度和設計自由度有了飛躍的提高。
新生產力的引入、傳習、模仿、改良，不是一帆風順的，充滿了挫折和失敗。沒有誰因為失敗而跳樓了，也沒聽說誰因為成功而富貴了，沒有跳摟和富貴的壓力和動力，“若瓜德”的推廣進展非常緩慢。1882年約40臺，1884年約50臺，1886年400臺，1891年800臺。1894年達到7000臺，約占總織機數的一半。隨著新生產力的普及，高的生產效率和圖案設計的快捷自由，使絲綢尤其是紋織絲綢，從上流社會開始走向尋常百姓家。使市場基盤急速擴大。
相比較而言，用于絲和棉平織的“飛梭”，普及推廣仿制改良就順利得多。1877年的西南戰爭，大量訂購寬幅面的軍用面料，極大推動了“飛梭”的普及。西陣的棉織分社——木棉社，使用洋紗和土紗混織，發揮各自優勢，又與傳統的織布工藝相結合，贏得了市場，相對恢復快，所以只有它還清了政府貸款。
在新的生產力普及過程中，西陣的發展也是充滿坎坷。維新以來的銷售額一直在60-70萬元徘徊。1875年開始穩步成長，又由于西南戰爭，政府大量發行貨幣導致通貨膨脹，實質稅率下降，使絲綢織物銷售旺盛。1880年達到頂峰，銷售額達到130萬元。但這期間，面對巨大的市場需求，西陣的織戶們不免賊心大動，他們也是理性經濟人。用進口高級細棉絲與蠶絲混織冒充純正絲綢。用偷工減料的染色法代替冒充藍染。西陣為了防止砸了“西陣”的品牌，制定制度，所有的織物都要檢查，貼上分等標簽和織戶的姓名，但由于人手不夠，這制度實際名存實亡。1881年政局動蕩，1882年松方緊縮財政，使日本經濟急速冷卻，西陣也跟著跌入谷底。大家都沒錢了，自然不會消費絲綢這樣的奢侈品，市場的冷卻使粗制濫造的惡果顯現出來，西陣的銷售直線下降，1885年的銷售額只有25萬左右。從1886年開始，西陣從谷底開始奇跡般的恢復成長，雖然緩慢但持續有力，但直到1894年還沒有恢復到1880年的水平。增長的主力卻是原來屬于假冒偽劣的棉絲混織品種，只是這次西陣實話實說，于是西陣又發明了一種主力新商品。
這期間西陣也經歷了多次改組。1877年，西陣物產會社被改組為西陣織物會所，18社被整理成8社。從“會社”降格為“會所”。1885年被再次改組，改組成西陣織物業組合，原來的8社改為8部。從“會所”又降格為“組合”。從維新開始，憑維新的熱情組建“會社”，轉了一圈，又回到了松散的近似于原來封建時代的“仲間”制度。生產關系沒有變，但生產力發生了革命的變化，西陣已經鳥槍換炮了，“若瓜德”開始急速普及了。
西陣的發展軌跡，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說是日本的各地區各傳統產業發展的縮影。絲綢的銷售可以說是日本整體經濟情況的指示器，它直接反映了日本經濟的景氣情況。從維新開始的混亂，到洋躍進的瘋狂，再到洋躍進的失敗使日本經濟跌入谷底，然后再緩慢恢復，甲午戰爭前才恢復到1880年的水平。在這期間，由于維新的熱情，嘗試了各種新型的生產關系，最后往往又退回到與原來相似的制度。原來的制度是長期自然選擇的結果，有它的合理性。所謂的先進制度并不能保證經濟增長。
經過了10余年時間，產值利潤沒有變，生產關系也沒有變，可以說是失去的10年、15年。但在這失去的10年、15年背后，卻是生產力質的提高，人的技術水平和裝備水平都有脫胎換骨的躍進。更重要的是，這些裝備都能自己生產改良，人才都可以自己培養。隨著裝備不斷改進，更有效率，需要更多人手操作的新裝備不斷出現，這些新的生產力使傳統產業逐步從家庭副業，過渡到散工制再到現代的工廠制，生產力推動生產關系的變革。當然，這些都是后話了。
同時期的中國，抓住了甲午戰爭前的寶貴和平發展機遇，各傳統產業都平穩增長，沒有象日本那樣大起大落，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即便不尊重市場搞洋務運動，但規模小，發現沒有利潤后收手也快，遠沒有達到影響國民經濟的程度。市場經濟雖然促進了產值利潤的增長，但卻沒有帶來生產力的變革，使生產力在低位鎖定，經濟增長卻逐步把中國帶入深淵。
第六節 走向深淵和回光返照
從西陣的歷史，就可以知道為什么中國會停滯衰落了。中國歷史上朝代不斷更替，經濟雖然在不斷增長，但生產力都沒有發生實質的變化。一直以來，都認為這是中國封建專制的傳統窒息了生產力的發展。于是總是反思是什么劣根性導致中國不能發展。實際上，這所謂的劣根性實際就是市場經濟。
想象一下，在當時中國江浙一帶絲綢發達地區的一位技藝精湛，類似佐倉常七的個體織戶，如果想獲得日本那樣的生產力革新，需要克服什么困難。首先中國沒有《西國立志編》，因為中國的精英階層對這種雕蟲小技不感興趣，講究無為而治。那些民主自由的書是好，但解決不了具體的吃飯問題。即便有，自己還不認字。即使聽別人說起，自己還得準備一大筆差旅費和設備購置費，這其中的風險還深不可測。西陣引進成功了，但日本的多數是引進不成功的，所以才有洋躍進的失敗。就算他能下定決心，排除困難，把洋設備買到手。他也決沒有可能免費開班傳授技藝，這違反了理性人的原則。沒有廣大的用戶群，就不可能仿制改良洋設備，買比造更符合比較利益。同時，仿制改良也超過了他的專業能力。但如果不仿制，洋設備的日常保養維護就會有問題，升級換代更不可能，洋設備是否真能發揮效率是有疑問的。由此引發的配套產業，也遠遠超過了他的能力。
前面的困難，對于財大氣粗的財主，在成功了富貴失敗了跳樓的市場經濟激勵機制下，或能克服。但后面的技術傳播和仿制改良，則直接違反了理性經濟人的原則，沒有克服的可能。1874年陳啟源在廣東創辦我國第一家機器繅絲廠，算是克服前面困難的例子，但它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孤零零的存在，說明后面的困難是克服不了的。這是市場經濟強力約束的結果，而不是什么風水風化的封建壓迫。
對于個體織戶來說，這些困難他一個都克服不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使自己手腳更麻利些，技藝更精湛些，更起早貪黑些。當然，他會有一段黃金時期，競爭對手日本在搞洋躍進不斷試行錯誤。在黃金時代的高潮，同時也是尾聲的時候，西太后修建花園非常合乎常理。按今天的術語說就是發展房地產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如果拿錢訓練擴充艦隊，那只能賠錢，沒有任何拉動經濟的效果，因為中國沒有相關產業。賠錢只能導致弱國，無論動機多么高尚，西太后肯定有當代中國學者一樣的認識。
但隨著競爭對手日本逐步走入正軌，他會越來越感受競爭壓力。他的技術再精湛，也比不過日本專業化的紋紙產業，他積極性再高漲，也比不過“若瓜德”的效率。隨著時間推移，這差距還越來越大，“若瓜德”在不斷改進，逐步裝上了電動機和石油發動機。此時，蒸汽時代已經進入尾聲，代之的是這些小型輕便的動力。在市場經濟中，在不斷發揚積極性的過程中，他必然走向毀滅。
如果說在“鐵”的競爭中，中國士兵是拿著大刀與日本的大炮對抗。而在這“絲綢”的和平競爭中，一樣是拿著大刀與日本的大炮對抗。無論怎么改變體制，提高積極性，失敗是必然的。當然，有人會說，他競爭不過拿著新式織機的日本同行，但他可以競爭過自己的同胞，兼并成長規模擴大后就有能力進行這生產力的躍進了。但從西陣的經驗看，在手工業時代，大規模的企業效率是不高的，內部組織管理監督的成本要超過市場交易的成本。中國歷史上有大的絲綢商，但沒有出現大的絲織企業，這是市場經濟長期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封建壓迫。日本出現大型絲織企業，那是出現大型機器以后的事。
上游養蠶個體戶在市場經濟中，經歷了與織戶一樣的，用大刀對抗日本大炮的故事。織戶被消滅，使養蠶個體戶更加雪上加霜，因為沒有內需了。于是乎，中國生絲定價權沒有了，無論養蠶的生產要素如何變化，價格由紐約或者里仰的交易所決定，就有了茅盾的短篇小說《春蠶》。中國絲綢業的這下場，有當代中國學者拿來做論據，論述近代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因為沒有按照價格配置生產要素。殊不知，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和歸宿。
當代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也是一樣的遭遇。大量的商品自己沒有定價權，大量的生產者破產倒閉，失業率激增，大學生也找不到工作。把上面的“絲綢”換成現在的各行各業，都可以看到幾乎一樣的毀滅軌跡。市場經濟高效率配置資源只適合生產力發展非常緩慢的時代。在生產力急速進步的年代，從長遠眼光看，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雖然得到了局部最優，但導致了生產力的停滯。
但是，事物又它的另一面。甲午至辛亥間，民間資本即民族資本是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平均年增長率達15.1％。正是這種增長，成為辛亥革命經濟上的動力。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袁世凱篡奪，但民氣大開，在工商界正式形成“實業救國”論。自辛亥革命到1920年，外國在華產業投資因歐戰影響進人頹勢，增長率僅有4.5％；官僚資本的增長率更跌為3.8％；唯民族產業資本的增長仍保持兩位數，為10.5％。1927-1937更被稱為黃金十年。農產品的商品化是傳統經濟進步的標志，也是工業化的條件，它為工業提供市場，也給農民提供收益。農村的商品化加速了，近來有學者估計糧食的商品率1840年為10.5％，1894年為15.8％，1920年為21.6％，1931年為31.4％。主要農作物商品值，按不變價格計，其平均年增長率早期不過1.5％，二三十年代為３％強。
甲午之后，當代中國學者夢寐以求的工場制手工業出現了，機制工廠也出現了，商品化也出現了，中國開始長驅直入資本主義了。如果保持這種增長，現在的中國就是發達國家了，民主自由也都實現了。要知道，同時期日本的工業增長速度只有3、4%的水平，固然日本的絲綢等傳統產業優勢很大，但要補貼沒有效益的“鐵”，不比中國輕裝前進。這差不多成了當代中國學者的主流認識。但是，后面就不說了，歷史變化的一塌糊涂，回想起來痛心疾首。
中國這矛盾的兩面，也反映到當時的文學作品上。讀魯迅、茅盾的作品是一種感受，讀梁實秋的作品又是另一種感受，感覺他們好象不在同一個國家，如果他們不論戰的話。當代中國學者也是完全相反的兩分，好的很和糟的很。這與對當代中國的認識一樣，完全兩分，所以爭論激烈，改革的共識破裂。用比較中性的語言描述，大概就是常說的，宏觀經濟好，微觀不好。現在中國可以拿出很多宏觀數據說明經濟形勢一片大好，GDP的增長率獨占鰲頭，高達10%。現在的日本GDP增長只有2、3%的水平。同時，又可以拿出很多事例來說明民生艱難，于是說要建立和諧社會。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黑白分明的兩分？
第七節 高增長走向崩潰
西方蒸汽驅動的現代工業大生產，是在西方鐵與血的殖民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它并不適合有高度發達手工業的中國和日本。或者說不能與東方傳統手工業競爭。于是，我們可以看到，鴉片戰爭以后，即使是超低的關稅，西方的工業品并不能有效進入中國市場，1890年代以前西方輸往中國的主力商品一直是鴉片。西方在中國和日本投資近代工業也很少，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洋躍進雖然搞了不少近代工廠，但多以失敗為結局。這是什么原因？洋務運動的失敗，中國總結的是制度之殤，官辦是不對的，但不官辦的絲綢產業怎么也沒有成功例子？
這里從技術的演進，也就是生產力的發展來說明問題。蒸汽機龐大復雜，操作使用維護不便，其實并不適合做工廠動力，是不得已而為之。現代雖然已經進入原子時代，但原動機依然主要是蒸汽機，只是我們看不到。現代蒸汽機集中在電站，在電站由專業人士使用維護，我們看到使用的是簡單的電動機。但在近代，還沒有發明電力，只有直接利用蒸汽機了。使用維護蒸汽機需要“鐵”的支持，要有制造使用維護“鐵”的工程師engineer。engineer最原始的含意是指軍隊中指揮的將校。西方在堅船利炮殖民過程中，發展了“鐵”，培養出了engineer。于是，蒸汽機在西方使用有相應的技術基礎，但移植到一直和平發展的，手工業高度發達的中國和日本，就遇到問題，因為沒有“鐵”的基礎。五代友厚1867年最早引進蒸汽驅動的2000錠近代綿紡織機，后來日本政府又買了幾套2000錠機組，但大多數使用水車動力了。蒸汽機不僅本身使用維護困難，動力傳輸分配機構的使用維護也非常困難。水力雖然需要把工廠設在山區，還有大量的土木工程費用，但總算起來比使用蒸汽機還是合算。釜石制鐵所把蒸汽機改回水車了，使用蒸汽機的即使民營的中小坂制鐵所也沒有效益。
西方的機器并不適合東方的原料。例如，東方的棉花是短纖維的，用于長纖維棉花紡織的西方機械效率低下。這是日本最早洋式紡織機運轉困難的原因。東方的鐵礦石和煤硫黃含量也高，也不適合西方設備。中國人認為洋務運動失敗是因為制度問題，封建專制腐敗等等，于是要改革制度。而日本人認為是技術問題，要不斷改進技術。這大概是因為大煉鋼鐵的經歷改造了日本的文化和認識。
由于西方沒有經歷過高度發達的手工業時代，征服的殖民地也非常落后，西方的機器大規模生產的整齊劃一的商品，可以有市場銷售。但這些整齊劃一的商品販賣到中國和日本，則檔次太低，不能滿足需要。同樣是棉布，織法有很多種，特性和用途差別很大。利用進口綿紗結合傳統紡織工藝，中國和日本傳統紡織業又創造出不少新的品種。絲綢更是如此，中國日本傳統的技藝非常高。而當時的西方機器，還遠做不到人手的精巧。洋布比土布賣的便宜，還是銷售不暢。日本如此，中國也是如此，市場是公正。
西方近代工業，不適合東方的風土人情原料。很長的時間，并不構成對中國和日本傳統行業的競爭和壓迫，近來很多研究都表明了這一點。中國和日本搞的洋務運動和洋躍進的失敗，不是因為制度之殤，而是技術原因。但下面的差別就顯示出來了，日本經歷了大煉鋼鐵改造的文化改造了認識，只要做就能成。于是失敗了再爬起來，堅持不懈的努力，一點點改良，使西方先進機器技術與日本國情相結合。于是我們可以看到釜石制鐵所經過曲折的道路復活成功。2000錠綿紡機組經過漫長的16年道路，促成大阪紡的成功。西陣雖然沒有洋躍進，而是從手工機器逐步改良，但也經過了漫長的歲月。
失敗是很正常的事，日本的體制是失敗了也不跳樓，只要爬起來不斷奮斗，于是它的生產力逐步改進提高，雖然緩慢。俗話說，不怕慢就怕站。中國是失敗了跳樓的市場經濟體制，于是那些為民族奮斗的英雄被市場經濟扼殺了，這是真正的身心具滅。中國斷絕了現代化的道路，不是因為什么封建專制腐敗，而是市場經濟制度，或者更進一步是中國對市場經濟執著信仰的文化。
甲午后，中國近代工業的大發展，不是什么民氣大開，中國人一直是思想解放的。而是門檻降低了，日本的入侵，把那些經過本土化改造后的西洋技術——東洋技術帶到了中國，比如西陣的“若瓜德”，甚至還賣相配套的紋紙，后來還有豐田織機。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沒有改變，辛亥革命只趕走了皇帝，沒有觸動市場經濟基礎和文化。東洋技術入侵的結果，由于適合中國的風土人情和原料，那些手工工場和小型機制工廠大發展，于是宏觀上看形勢喜人。但從微觀上看，這些適合國情的東洋技術使中國傳統的家庭副業大規模破產。實際上，中國自古以來商品化程度非常高，家庭副業并不是自給自足，而是主要在本鄉本土交換，于是也就進入不了商品化的數字統計視野。現在，這些家庭副業競爭不過東洋技術破產了，本鄉的棉花和糧食自己不加工了，把這些農產品賣出本鄉，再從外地購買更符合比較優勢，于是從統計數字上看商品化程度提高了。
如果在本鄉本土交換，從交易者個人角度計算，可能吃虧了。但出產的棉花和糧食都留在本地，物質不滅。而從外部交換，個人的效用是提高了，但交換回的成品棉布和糧食，在數量上遠趕不上原來調出的棉花和糧食。而農業生產力并沒有提高。農業生產力的提高要靠水利、種子、肥料。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這些都改良不了。農業總出產沒有提高，“統計”商品化進展，其實是抽血的過程，使農村走向破產。
這與日本不同，日本是靠自力實現技術進步的，雖然也存在一樣的破產過程，但催生了新的產業，大量的人可以轉行從事這些新技術行業。同時，破產的壓力也推動日本對外殖民。中國就不一樣，沒有新產業可以被轉移，破產了雖然也可以象日本一樣“吃糧當兵”。但中國沒有“鐵”，不能對外殖民，就只能內戰了。伴隨中國近代工業和商品發展的是不斷高漲的內戰。辛亥革命經濟上的動力，實際不是近代產業的發展，而是經濟的貧困。
從國際范圍看，更能體現這種物質移動。日本的綿紡先用日本棉花，后來日本不產棉花了，從中國進口。再后來，日本綿紡搬到中國，被稱為“在華紡”。在日本的在華紡帶動下，中國的民族紡也開始發展了。“民族紡”雖然與“在華紡”競爭，但也依靠“在華紡”的技術支持，于是中國的民族資本革命性和妥協性并存。中國大量的農田為日本種棉花，加速了中國農村破產。
東洋技術填補了西洋技術與中國傳統技術之間的空白，封殺了中國由日本從家庭幅業走向現代化的道路。那些看起來增長的民族資本，沒有可能再投資發展本土技術了，掙到的利潤就用于消費，消費在數字上也帶動了中國經濟發展。于是可以發現上海非常繁華，有東方巴黎之稱。《豐田之路》一書里講了這樣的故事，豐田佐吉帶著侄兒豐田英二，到上海投資辦廠推銷豐田織機，還在讀小學的豐田英二被上海奔跑的汽車所折服，立下了造汽車的志向。這些奢侈消費品需要中國拿更多的物質去交換，在數字的高速增長中，中國更加貧困。
購買日本的東洋技術，間接促進了日本“鐵”的發展。日本的絲綢產業，雖然也消耗了大量日本資源，但交換回的不是奢侈的消費品，而是實實在在提升自己“鐵”的技術，日本的“鐵”還不能與西方競爭，還需要漫長艱苦的道路，于是在數字上看不出經濟增長。日本經濟增長率很低，只有2、3%的水平，中國則有10%以上的增長率。但是，經過高速增長后，918和77，中國完全不能與日本對抗了，甲午戰爭還可以說是勢均力敵。同樣的故事也在當代中國上演，也是高度經濟增長，另一面卻是巨大的社會矛盾。中國的經濟增長并沒有伴隨生產力的提高，而是資源大量流失，環境的大量破壞。大量的失業和不能買房子結婚生子是資源大量流失的具體表現。CRH在日本的新干線上貼牌，與當年《林家鋪子》中的“完全國貨”沒有本質區別。只是《林家鋪子》在小商品上貼牌，CRH是大家伙。即將開始的大飛機計劃，也是國際采購，中國已經喪失了技術能力。
歷史會一樣演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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