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風雷：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

發布日期：2010/12/21 來源：舊雜志

一個中國式的資本家的故事。國家資本“馬前卒”挺立在潮流之上，但他聲稱自己只是被時代推動的“小人物” ……

2009年底，京城的一個頂級商界俱樂部內部Party上，當牛根生和寧高寧擁抱在一起，以“婚禮”的形式演繹半年之前蒙牛與中糧那場聯姻時，該投資案的第三位主角、厚樸基金創辦人方風雷坐在臺下，看著他的伙伴們歡樂調侃，平素沉默如海的臉上也掠過了一道笑容，又轉瞬即逝。

把自己的表情和內心隱沒于人群之中，是方風雷最大的風格。但他從來都是中國投資界繞不過的一個人物，是江湖上傳說的那個“老大哥”。在西方同行眼中，方就是一個典型的“造雨人”（Rainmaker），人如其名“風與雷”―他開創了中國第一家合資投資銀行，撮合了很多大型國企海外上市的交易；但他又極具中國特色，他有很多政商朋友，在官僚體系中左右逢源。

方風雷臉龐方正，天庭飽滿，敦厚的身體里蘊藏著非同小可的能量。

2009年，這個自謂“為國家打工的人”所創立的厚樸基金，成了中國PE界最矚目的角色。厚樸是國內第一個融資超過100億人民幣（25億美元）的私募股權基金，擁有國內PE中年齡最大的合伙人團隊：方風雷57歲，原畢馬威大中華區主席何潮輝58歲，原高盛亞洲投資銀行部聯席主管王忠信43歲―方風雷“PE軍規”之一：投資就像紅酒，越老越吃香。

“元老隊”在2009年集中爆發，從外資手中接盤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的股份，動用資金七八十億美元，甚至超出了厚樸自身的基金規模。老方還撮合中糧、蒙牛聯姻，牽手國家主權基金（中投擬3億美元入股蒙古國龍銘鐵礦），在胡舒立團隊與《財經》的分手事件中也掩映著他的身影。這都不是尋常PE所能做的事。

據接近他的人透露，方風雷最欣賞一句話：“做好這份工”。他還引用另一句話來掩飾自己做了那么多重量級交易的動機：“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這可是德國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的名言。

Anyway，Party依舊，“運動”繼續，春宵一刻值千金。高級酒店壁爐里：“虛榮的篝火”淡淡燃燒，恍惚了每個人的臉。

第一個婚禮：中原大地初試身手

時間：1988年6月8日地點：河南

主題：中原集團成立方風雷角色：準新郎

事實上，在方風雷成為金融江湖的“大人物”之前，他就已偏安一隅、闖勁十足。

河南是方風雷的轉折點。

在鄭州，方風雷的多年好友、建業地產董事長胡葆森指著不遠處的高新區對我們說，那就是當年他們一起戰斗過的地方。“方總是胸中有大格局的人，他的智慧和能量絕對不亞于現在那些大國企的董事長，毫不夸張地講，我覺得方總做部級干部都虧了。”

1983年，胡葆森認識方風雷，認識的機緣很有意思。方于1982年自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分配至外經貿部，1983年作為“欽差大臣”，隨工作組去調查中國紡織進出口公司河南分公司的一些狀況。那時候胡葆森在香港工作，“等于是他被調查的對象，他到深圳把我從香港叫回來，從那以后我們成了朋友”。

一年后，調查結束，因受領導賞識，方風雷和當時到河南做改革顧問的學者黃江南、朱嘉明（“京城四君子”，另兩位是翁永曦、王岐山）一起留了下來。后來傳言甚廣的王岐山（時任北京農村改革政策研究所所長）到河南調研時遇到方風雷就發生在這個時候。

1984年底，32歲的文學青年方風雷調至河南省經貿廳，當過河南省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后來受命整合河南省外貿總公司（后來改名為中原國際經濟貿易公司，簡稱中原國貿），那是當時外貿改革的先鋒試點之一。他還是外貿體制改革小組成員，參與了中國第一個期貨交易所鄭州商品交易所的方案設計和早期籌備。

“方總個人比較低調，做的事都是大事。”

在組建中原國貿的過程中，胡葆森從香港調回來當方風雷的助手，兩人分別任總經理、副總經理，“我們倆算創始人，朝夕相處了8年，歷歷在目的8年”。他記得，1985年中原國貿成立本身就很高調，很快在河南名聲大振。“我們這是一個綜合性的貿易公司，有進口、出口、投資業務，還有跟蘇聯、東歐的易貨貿易，做得風生水起。其它的外貿公司雖然很嫉妒我們，但是我們在創新上很有一套。”

1988年，中原國貿和其它三家貿易公司合并成中原集團，在6月8日舉行的成立儀式上，方風雷和胡葆森意氣風發。中原集團董事長由退休下來的河南副省長兼任，方是常務副總經理。“這實際也是方總一手給弄成的。從中原國貿到中原集團用了三年時間，他兩年前就已經開始創意了。你看他總是兩三年來一個大變化，他實際上不停地想新事。”

2009年底，胡葆森這樣對《中國企業家》說：“方總一直站在很高的點上來思考問題，他腦子里信息量很大，知道國家需要什么，知道全世界的經濟格局怎么在變化。他是一個不安分的人，具有巨大的創新動力和創新能量。”

我們見胡葆森的前一天，他其實就和方風雷在一起，隔一天方去了柬埔寨，“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拉著他一塊去的，有國家領導在那兒訪問……方總做的都是國家戰略級別的事，他始終沒有離開那個大格局，不像咱們民營企業老算投資2千萬美元要賺多少錢這種賬。”

當然，做大事的方風雷也跟民營企業打交道。在泛海接手聯想控股29%股權、中糧成為蒙牛第一大股東的背后，均有他運籌帷幄的身影。建業地產上市前引入戰略投資者淡馬錫，也是他一手促成，他親自陪著胡葆森去新加坡，對方當場就簽了協議。據說他本來還能拯救當年破產的鄭州亞細亞、后來的德隆，“唐萬新要聽他的話就不是這種格局，亞細亞要按照他的策劃也不是這種格局。”

“沒有聽他話的人最后都敗下來了。”

1991年，胡葆森和方風雷先后離開了河南，胡下海去做地產，方先去美國讀書（據說是有領導要他去學習美國金融體制如何運作），不久后回國，1992年蟄伏海南，跟建行合作搞酒店、證券等營生―海南給方風雷留下了一個重要的伏筆：12年后，他重組海南證券，與高盛成立合資投資銀行高盛高華。

很快，改變方個人歷史和中國投行史的時刻到來了。

第二個婚禮：關于中金的合資婚姻，那些傳言都是真的

時間：1995年6月25日地點：北京

主題：中金成立方風雷角色：準新郎

關于15年前由建設銀行和摩根士丹利合資成立的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簡稱中金），留下了三個公認的史實：

1，中金是中國金融改革中里程碑的一步，其“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精神遙指100年前的洋務運動；2，副總裁方風雷是中金事實上的老板，而他的老板和導師是時任建行行長、中金第一任董事長王岐山；3，這是一場“同床異夢”的婚姻，夫妻雙方摩擦不斷，直到2009年底，摩根士丹利仍未售出其持有的中金34%股份，而方風雷與“情人”高盛的關系一直持續到了后來的高盛高華及厚樸基金。

這一段輝煌往事在方風雷口中只成了一句：“我們都是讓時代推著走的……中金就是那個階段的產物。”

不止一個資深人士向《中國企業家》確認，雖然中金的由來有三四條線索：摩根士丹利投行家Jack Wadsworth、世界銀行北京首代林重庚、香港紡織商查懋聲、經濟學家劉國光等，他們都最早提出了合資投行的想法并通過不同的渠道向高層領導人建議，但真正把這幾條線攏在一起、具體執行的其實就是方風雷。一本金融雜志的主編記得，方風雷跟她講述過一個細節：1992年冬天，他去美國參加弟弟的婚禮時見到劉國光，提起合資投行這事。之后，劉安排方與林重庚見面。“我們倆在華盛頓國家動物園散步，踩著白雪吱吱作響，望著前面的大熊貓，商談如何在中國成立一家合資投行為國企改制服務……”

中金的成立過程及內部沖突，《華爾街日報》前中國社長麥健陸（James Mcgregor）在《十億消費者》一書里有過詳盡描述，“這個故事講的是在中國新興的金融行業，一些最有權力和影響力的人如何與一家美國最龐雜的投資銀行聯合，提供這個國家迫切需要的資金和金融行業知識”。最有趣的是，方風雷起初被外方誤以為是“不修邊幅的司機”，但他的“創業精神和創造力讓他成為公司業務的關鍵推動者。中金的海歸銀行家們在驚愕和沮喪之中甘唯方風雷是從。他們當中很多人曾一度看不起方風雷，認為他就是一個對金融交易和資本市場一竅不通的鄉巴佬。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明白其實他是精通中國商業哲學的大師……”2009年底，麥健陸跟本刊記者說到方風雷時仍推崇有加，豎了一下大拇指。

就這樣，在90年代末的中國金融大事記上，載入了至少兩個與方風雷有關的日子：1995年6月25日，中金正式掛牌營業；1997年10月22、23日，中國電信（香港）―即后來的中國移動在紐約和香港上市，融資42.2億美元。

“老方在中金有兩大貢獻，第一個是籌備成立，另一個中金起步實際上是他弄起來的，一開始大家都是瞎撞，沒有什么項目，通過中國移動上市這一件事，公司就立起來了，找到路子了。”一直追隨方風雷的投行人士查向陽說。隨后，中金成就斐然，幾乎壟斷了電信、能源、保險等海外IPO項目。

這也許是方風雷本人第一次“解密”中金的真實版本：“過去15年，那些國有公司上市基本上都是融資的歷史。很簡單，就是國家領導說，你們去國際市場上給我拿錢回來。那個時候要應對的是外匯短缺的問題，當時所有的政策，包括H股的設置，都是為了吸引外資；國內市場容量小、機構不成熟、監管不到位，這都是事實，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條―拿外匯。”

方風雷說，金融改革像整個30年改革開放一樣，帶有一點“倒逼”的性質，“你不去資本市場，國家解決不了這么多的資本金，國企改革完成不了……所以要一步一步地推動上市，這是倒逼回來的。然后按照朱總理講的‘投其所好’，推動國企的財務體制改革、公司治理結構改革……”

用電影《十月圍城》的臺詞來說，“這是國家大事啊！”但一個“小人物”怎么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呢？為什么是方風雷而不是別人呢？他的遠見、判斷和執行力從何而來？方風雷可以復制嗎？他對這些問題大搖其頭，“這個東西沒意義了……能不能復制肯定是胡說的……有些人（比如高盛前CEO、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當過我的老板，一直是朋友，但我沒想過那么偉大的事情，也成為不了什么大人物。我跟你說了，目的是沒有的，運動就是一切。很簡單一件事，我們做得對還是錯，就是人家交給你的錢你能不能管好，沒想得那么復雜和高尚。”

他并不否認中金已被記入歷史，但仍然掩飾說：“做金融和做官員一樣的，就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你做100件事，99件對了，如果有一件錯了，就可以把那99件事毀了，歷史記住的實際上就是最后的這件事。所以你說能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嗎？你做得成功的沒有人記得……”

方風雷帶出來的干將、高盛高華CEO章星說，“老方有很強烈的政治情懷和使命，在這一點上，他不是典型的商人。他不是為資本打工，他是為國家打工。”2009年厚樸接盤中行、建行，“他把資源聯系得非常巧妙，做得天衣無縫，而且政治上得分，商業上也獲利，大家都信服他。”

但中金的蜜月期很快就結束了，方風雷看似春風得意，卻也有著很多“沮喪或者挫折的時刻”：國貿A股上市證監會質疑中金資質，中移動上市前摩根士丹利分析師唱衰香港股市（1997年10月，香港回歸之后，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更不要說內部復雜的公司政治了。“老方哪有什么尚方寶劍啊？很多項目做不成，中金那個階段很多人說壞話，還特別不被人理解。”查向陽回憶說。

在新世紀到來的時候，方風雷當了“落跑新郎”。2000年春，方風雷離開中金，繼任者是朱云來。查向陽說，“如果說1997年前后拿外匯是主要目標，到了2000年就不是了，中金已經從國企改制中嘗到甜頭了。”章星嘆了口氣，“中金的合資故事都是真的，我覺得他走可能也是對中金的保護……”

中金之后，方一沉寂就是三年，直到2003年“非典”之后的高盛高華。從那以后，他就是自己命運的主角了。

第三個婚禮：高盛高華意興闌珊

時間：2004年12月2日地點：北京

主題：高盛高華成立方風雷角色：新郎

查向陽跟著方風雷一起經歷了離開中金之后在中銀國際、工商東亞的浮沉，他感慨地說，“老方挺曲折的……（紅頂商人？）他沒有頂。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他也不是一個普通的投行家，我覺得他是中國金融發展的一個領軍人物，他做的事情比別人早，制度的價值有時候大于項目的價值。”

2000年，方風雷最大的代表作是在中銀國際幫助“小超人”李澤楷收購香港電訊；2000年鳳凰衛視、北大青鳥等在香港創業板上市，中銀國際都是保薦人和主承銷商。他也埋下了與海南證券有關的另外一個伏筆―2001年2月27、28日，中銀國際為中海油任主承銷商，后者在紐約和香港上市，董事長衛留成后來出任海南省長。

之后，方風雷又去了美國讀書，在金融舞臺上消失了一段時間。2002年初回國，出任工商東亞總裁。但這段經歷也算灰色，工商東亞承銷的歐亞農業上市后出事了，比亞迪項目也被法國百富勤奪走。查向陽說，“人也有運氣趕得不好的時候，老方的能力是做大項目，但是在工商東亞小的都做不了……我們很沮喪，但他從來不受這種打擊。”文革時，方被下放到內蒙古農村，“我們這代人吃的苦是歷史上沒有的。”

2003年前后，方風雷受命解決海南證券債務危機，幾條線索最終擰在一起。2003年6月的一天，“非典”過后沒多久，高盛CEO亨利・保爾森就飛來北京，跟兩個老朋友共進晚餐：王岐山和方風雷。一項非凡的交易由此產生：高盛將用合資公司的方式正式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向海南證券“捐款”6700萬美元，并向方風雷等6個自然人提供1億美元貸款（這是發改委首次批準中國個人借用國際商業貸款）；2004年8月，海南證券和方風雷等自然人再聯合聯想控股，組建北京高華證券；2004年12月，高盛亞洲與高華證券成立高盛高華（分別持股33%、67%）。

高盛高華并不想做成另一個中金。在一次私下交流時，方風雷坦承：“有人說我搞重復的事，我不管別人怎么說我怎么看我，‘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斯大林送給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我在國內隨便搞一個投行很輕松，但是沒有必要。我為什么搞高盛高華？形式服從于內容―要從大格局來理解。我頂著做，出身紅，政治上能擔待，肩膀扛得起。”

是的，他考慮的又是“國家大事”：“我們是工業大國、金融小國。強國戰略，資本市場很重要，最好的企業都是在國際市場上拼殺出來的。我們投行的上市招股等技術差不多了，問題在于市場：制度建設、交易系統、投資者文化等還差很遠，二級市場還是零……高盛高華要盡可能地吸收國際經驗，建設成國際級的公司，這不是我個人想干不想干的問題，我的夢想是看著中國經濟起飛。”

但高盛高華仍然不是一樁完美婚姻。它業務進展緩慢，直到2006年10月10日，高盛高華及北京高華證券才正式啟用在北京金融街英藍國際大廈的新辦公室。查向陽說，“當時我們那個難是什么呢？高盛是個機構，我們這邊是一幫個人，這個不確定性太大―你很難想象高盛高華的交易量比中金還大。”

據說當時方風雷說了一些大話，卻不被人理解。“誰說我是高盛控制的？前幾天有個記者來問我，高盛將來可不可能買你？我說我還可能買它呢。中國的外匯儲備都過萬億美元了。我跟樓繼偉（中投董事長）說，你們外匯投資公司別老想著去買石油買能源，那些我們的公司就能買。你應該去買金融服務機構，買品牌，買高科技企業，買華爾街的公司。當然，你的能力還不夠到華爾街折騰，人家的監管機構認為，你的風險控制還不夠。我跟樓繼偉說，我給你干！”

第四個婚禮：厚樸長袖善舞

時間：2008年6月20日地點：北京

主題：厚樸基金募集25億美元方風雷角色：新郎

從英藍大廈17、18層到2層，坐電梯只是一段很短的距離，對方風雷來說卻是一個很大的轉折：2007年底，他作別高盛高華，籌建私募股權基金厚樸，從而最終奠定了“終極交易撮合者”的角色。

從沙發到門口是十步，從門口到沙發是十步，很多人在厚樸的這間小會議室里等待過，方風雷也曾經很多次在別人的會議室里等待過，對交易人（Dealmaker）來說，韌性和意志是跟創造力、談判技巧一樣重要的東西。這間普通的會議室，墻上掛著一幅向日葵油畫，其風格一如公司前臺繁體字篆刻的“厚樸”LOGO，質樸而典雅，唯有桌子上擺著一尊中華創業投資協會（CVC）頒發的“2008年最佳PE新銳獎”杯，提醒了厚樸的新近變化。

但老方自稱“是PE新人也是老人”―其PE夢想自2003年就開始醞釀，工商東亞、高盛高華只不過是這條路上的兜兜轉轉，厚樸這個名字甚至在2003年就已經起好了。查向陽記得，“當時我們從中銀國際出來以后就想做PE，有三塊，我這塊是做證券公司，另外一塊負責做IPO，還有一塊直接投資業務。老方當初想做一個比較大的金融平臺，打造所有的金融工具，2003年也是一個好的時機。”

在高盛高華成立的過程中，方風雷團隊就正兒八經地談過可能的PE基金，“那幾家外資都愿意投資，但后來聽說你們都跟高盛合資了，還搞什么PE啊？”也是在籌備高盛高華的時候，方成立了北京厚樸投資公司，但后來把這個公司注銷了，高華證券的參股方包括聯想控股及方的三家公司：北京厚豐、高望、德尚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如果歷史可以假設，厚樸基金差一點2003年就做成了，那樣的話，方風雷不僅會趕超本土PE老大鼎暉（創始合伙人吳尚志是方風雷任中金直接投資部主席時的部下），還將一舉改寫國內PE行業的游戲規則。

2007年，PE已經在中國熱錢洶涌，連復星、杉杉這樣的實業家們都轉型做PE了，但上10億美元級別的交易尚未出現，國外PE像TPG、凱雷等紛紛受挫，而政府開始推動本土人民幣PE的發展，這時候，方風雷出手了―“我覺得他是順勢，不是造的這個勢，他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者，他知道怎么去做，怎么能夠迅速做成，怎么樣利用各種重要的資源。”章星說。

2007年9月，方風雷和蘇州創業集團共同設立了首期規模為100億元人民幣的中新高科技產業投資基金。2008年6月20日，厚樸基金突破原計劃的20億美元募集到25億美元，其中淡馬錫投資8億美元、高盛投資3億美元，此外LP（有限合伙人）還包括加拿大公務員退休基金、殼牌、日本中央農林金庫、大和證券等海外機構投資者。

那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厚樸一出手就不凡：2009年1月底，斥資6.5億美元接盤蘇格蘭皇家銀行所持有的中國銀行約30%股份；5月，厚樸財團以73億美元買下美國銀行減持的建設銀行5.78%股份，創下了香港市場的歷史紀錄；7月，中糧和厚樸以61億港元獲得蒙牛20%股權，成為其第一大股東，這是迄今中國食品行業最大一宗交易案；9月，中投與厚樸談判入股龍銘鐵礦石項目，早在2008年4月厚樸成立之初，它就聯合淡馬錫以3億美元購買龍銘的三年期可轉債，原本龍銘計劃2009年到香港上市，那將成為民企融資額最大的IPO，但因金融危機被迫推遲。

“你看，他干的全是這種大格局的事，全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那種事。”胡葆森透露說，“那個龍銘鐵礦，正好是方總在中國跟澳洲爭吵鐵礦石的背景下找到的，這符合國家能源戰略，所以最高領導人都支持。鐵礦石不是運不出來嗎？好，跟蒙古國總理一說（還得俄羅斯同意才行），修了條鐵路到中國邊境，每天運送幾百萬噸鐵礦石，一下子就把死礦變成活礦了―他的交往都在這個層面。”

方風雷曾經把自己的理念概括為一個“高位蓄水理論”，他的老友、北京大學金融學教授何小鋒將其解釋為六個“高”：高舉高打、拜高人為師、領高才之軍、做高檔之事、育高尚修養、高強度工作。何給《中國企業家》撰文說：“與其說方的經驗是‘高位蓄水’，不如說是‘厚積薄發’；不盯著眼前利益，培養政治覺悟和大局觀，長期堅持發展戰略，設立高級的發展目標并長期耕耘以至達到‘不問收獲’、如癡如醉的境界，最終，總會獲得‘柳暗花明’的驚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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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風雷： 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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